第三，谈话失误之所以会被发现，时常是因为出现由言者或听者启动的弥补步骤。由其他人来作矫正的情况似乎比较罕见，原因在于，对照某种理想化的语法模式，许多纰漏出自发音或句法方面的失误，而人们实际上并没有听出这些毛病。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原因在于，人们在运用交往技巧时，主要针对的是会被视作言者不具资格能力的那些方面。由言者所做的弥补性工作，针对的几乎都是谈话轮次方面产生的麻烦，而不是失言现象本身。
这些意见告诉我们大量有关日常言说性质的东西，并以此证明，我们在解释言语错乱现象的时候，不能参照某种理想化的“正确”言说观念。播音员的谈话近似于这种理想化观念，因此与语言的日常使用有所不同。倘若人类的社会生活的确像持客观主义立场的社会科学家所描述的那样，那么播音员开始工作后的一言一行实际上是与此颇为接近的。绝大部分播送的内容在发送之前就已经安排完毕，行动者照念台词，只能作些小修小补。在这种情况下，行动者的确表现得只是个既定社会组织模式的“承担者”，或者就像戈夫曼说的，像个“动画小人”，一个“发出言语的发音箱”。[91]然而，绝大部分谈话情境（以及互动情境)与此完全不同。日常谈话是“松散”或有漏洞的，或者说拿它与某种理想化模式相比时显得如此，但在与人的实践融为一体的日常谈话中，这却是一个类属性的特征。换句话说，值得我们注意的并不是谈话技巧有欠熟练，而是会话与社会生活(始终是偶然性的）再生产在形式上是否彼此类似。参与者在日常互动中念念不忘的主要问题，从来也不是谈话作为“得体言谈”的生产，在其沟通过程中包含的规范性要素。正相反，谈话中充满着社会生活例行常规在实践活动里的要求。
社会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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