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所区分的三类社会中，部落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最为紧密。我之所以这么说，并非就它的技术发展水平而言，至少不是单单指这个方面。在部落社会里，人们在共同在场的情况下彼此密切地生活在一起，遵循自然界的节律来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在认知层面上将自然界与自己的活动整合在一起。如果只是从文明尤其是现代西方文明的角度来评价这一点，就只能得出否定性的结论，认为它未能达到较高的认知水平。列维一斯特劳斯曾经这样写道，“我们习惯于认为，人类学……考察的是那些未经文明化、没有书写体系、前工业或非工业类型的社会”，这段话就很能说明问题。无论如何，从某些方面来看，该从否定角度来界定的，恰恰是所谓的“现代”社会。今天，我们彼此之间的联系已经只是偶然地、断片式地依赖于“类体验”(genericexperience)，依赖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具体“把握’”[32]。神话式的“世界观”及其表征模式促成了自然条件与社会状况之间的对应关系，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使各个层面上能发现的显著差异等同起来，这些层面包括“地理的，气候的，动物的，植物的，技术的，经济的，社会的，仪式的，宗教的乃至哲学的”[33]。
神话充当着生存性矛盾的认知中介。也就是说，透过神话，讲述者以及聆听者得以深入探究和“阐明”有关乱伦、性、生与死的主题。即使把部落社会说成冷文化(coldculture)，各项制度尚未陷入不停的变迁流动之中，其原因也并非像进化理论所认为的那样，是因为这些社会不能很好地“适应”自然界，而是由于那些制度全面地、无中介地与自然界相互融合。可以说，生存性矛盾凭借亲属关系和传统的关键作用，直接体现在那些制度中。列维一斯特劳斯所说的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具体把握’”，主要是围绕亲属关系建立起来的，而生命也是通过亲属关系被生产出来，或就“生命”的本义而言，被再生产出来。另一方面，传统是道德意涵得以渗入日常生活可逆时间的基础；浸淫在传统之中，有限的个体生存与永恒的道德交织在了一起。我们没有必要将这样的社会生活处境描绘成某种卢梭风格的田园牧歌；问题的关键在于，无论是“充斥赤裸争斗的血腥暴力”的村野粗朴生活，还是口传文化展现的图景，都直接体现出人与自然的亲近。
第四章结构、系统与社会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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