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落文化具有断裂性特征，即由具有高度在场可得性的多重中心所组成，其间不同“社会”的界限常常不太明确。在这样一类去中心化的系统里，并不存在结构性矛盾。生存性矛盾勾勒出了自然界的轮廓。国家的兴起标志着结构性矛盾的产生，而前者又首先是与城市的形成联系在一起的。我并不是说国家的基础只是在城市“内部”，而是说城市是权力的容器，它结合自身与乡村的关系，孕育出国家形式的结构聚合点(structuralnexus)。结构性矛盾产生后，削弱了生存性矛盾，但并未完全将后者消解。城市是一种与自然相异在的环境，因此推动孕育出某些新的态度与符号系统，它们不同于与自然环境和事件相和谐的那些旧有形态。在符号和物质这两种意义上，城墙都将城市环境与外界隔离开来。然而，传统的城市只能通过与其农业腹地的交换，才可以维持自己的生存；而且，它的内部格局和建筑与自然环境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一般需要结合传统确立的符号象征。如前所述，在传统社会里，区域分布和建筑物的排列时常体现出神圣宇宙论意义上的细微差别。
在此我不打算讨论国家或国家权力的来源。[34]我只需提一点看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早期国家”的形成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也就是说，体现城乡关系的国家代表着一种新型的结构性原则，它一方面仍依赖于旧有的原则，另一方面却又与之相对抗。这种结构性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城乡之间的共生/对抗关系。城市作为权力的容器，产生出一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饱蕴潜力的动力机制，摆脱了冷文化中的“非历史”特征。阶级分化社会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在它的“经济”与“政制”之间没有明显区别。而国家也几乎不可能声称自己应该代表整个社会。国家权力尚未丧失与生存性矛盾的关联，它的符号象征仍顽固地表现为某种宗教形式。国家可以利用业已巩固的权力，以此得到创新。就此而言，它也有可能摆脱传统的控制。不过，它多少须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向传统作出妥协让步，因为在国家机构集中的主要中心之外，传统的信仰和实践活动仍然到处维持着自身的地位。鉴于国家权力需要以监控为基础，它的核心就主要是在国家机构物理意义上的场所(比如宫殿、寺庙、官署)。
社会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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