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压抑的加剧：
从西方历史的最初阶段直到现在，社会功能在竞争的压力下日趋分化。这些社会功能越分化，个人在其所有行动中依赖的功能数量也就愈益增多，从而涉及越来越多的人…随着愈来愈多的人必须针对他人的行为调整自己的行为，行动之网的组织方式也日渐精密……个人被迫借助某种划分得日益精细、同时又日益均衡稳定的方式，来管控自已的行为…行动之网发展得如此复杂，如此广泛，在网中举止“得体”需要付出的努力如此艰巨，以至于除了个人有意识的自我控制之外，还牢固地确立了一种在发挥作用时完全不为自己觉察的自我控制机制。[29]
埃利亚斯确实强调了现代西方的某些特殊性质，但这些特征很大程度上被归入一种一般进化论。在“不太复杂的社会”中，个人自我控制的程度较低，情感的自发表现更为强烈，等等。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像孩子一样，率性而为，反复无常。
如果真像我认为的那样，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那么就可以从中得出各种各样有关现代资本主义的性质及其可能包含的解放潜力的结论。[30]①但是，为什么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应该代之以何种视角?在某些方面，我们必须求助于现代人类学的成果，这些发现的确驱除了那种将“原始社会”看作不仅物质技术而且在其他各个方面都是原始的观念。在这里，对语言的研究也许可以提供某种基本参照。显然，不同社会的语言复杂性和物质的“先进”程度之间，并不存在什么明显的关联。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口传文化和所谓“文明”之间不可能存在任何整体上的差别。我们甚至不能不假思索地假定，文明就是要比口传文化来得复杂。文明，而且首先是指伴随西方在过去两百年的兴起所开启的那种特定形式的全球秩序，其所涉及的时空伸延程度要比口传文化更为深广。文明的组成部分在时间上(几乎）更为长远，在空间上(肯定）更为广袤。不过，在口传文化中所发现的社会活动的某些特征，诸如与亲属制度联系在一起的那些活动的特征，是相当复杂的。当然，也许有必要指出，弗洛伊德以及其他一些采取类似立场的学者的观点，核心主张是关于口传文化中的情感压抑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相对缺乏情感压抑的问题。人们认为这种文化中的情感表达一般是自发性的，但经验证据却根本就不支持这样的命题。某些口传文化具有非常严格的道德禁忌，这些禁忌涵盖了大量的日常行为，在培养儿童时反复灌输的压抑也可能是非常严厉的(有许多学者，尤其是自我心理学家，已经设法证明了这一点)。[31]
第五章 变迁、进化与权力
241
①第二卷在1985年出版时，改为Nation-State and Violence，同时预告第三卷为Between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后又改为Between Left and Right，已出版，均有中译本。——中译注
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