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表述，读者应该就清楚了，为什么这一立场与通常只关注国家“起源”问题的做法相去甚远。而且，读者也会理解，为什么大量有关国家“起源”的文献尽管经常大胆提出各种普遍性的概括，但却很少获得足够的经验证据的支持。根据这些概括优先考虑的是哪些因果力量，我们可以将它们归为几类。[43]其中最有影响的或许要算是强调人口因素、战争和生产力增长的学说。柴尔德的著作已经对强调第三个范畴的理论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考古学中，他的著作作为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来源，几乎比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著作影响还要大。这类理论往往带有强烈的进化论色彩，并且总是假定国家的“起源”是和纯粹的技术变迁或剩余生产的积累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观点尽管还没有陷入虚假的功能主义“说明”，但却与经验材料相抵触。有些情况和这些学说比较吻合，即剩余积累在先，国家发展在后，而且新兴的统治阶级“推进”了国家的形成。但这些都是例外现象。[44]国家的形成阶段经常和生产率下降、财富败落联系在一起，而不是相反，虽然人们有时可以劫掠周边地区的财物。
“战争理论”也吸引了许多追随者，因为如果说农业国家有哪一方面多少有些周期性的话，那就是它们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卷入战争（工业化国家也不例外)。当然，斯宾塞主张的那种进化论认为，在工业时代形成之前，战争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国家的形成和解体我已经强调，二者往往是同一个过程确实经常涉及战争。但指出国家经常从事战争活动是一回事，说这些活动在这些国家的起源中扮演支配性或决定性的角色就是另一回事，而认为这些活动在所有农业国家的形成(或衰落)过程中都扮演了这种角色，就更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了。第一种说法我们无可辩驳。第二种说法充其量也只在部分场合中才有效。第三种说法则纯属无稽之谈。人口理论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它们往往是主张：生育率上升导致人口增长，从而导致人们能够获得的生存空间显得相对有限，这样产生的压力促使权威的集中和权力的分化。[45]当然，以国家为基础的社会一般规模要比部落体制大，往往要大得多。与人口理论关系密切的一种观念认为，“新石器革命”刺激了人口增长，进而导致国家的形成。但这种说法无论在普遍层面上，还是在具体层面上，都是不能成立的。新石器时代的开始与任何已知的以国家为基础的社会的形成发展之间，都存在漫长的时间距离。更具体地说，事实证明，那些在有限范围内形成的国家并非总是人口压力逐渐积累的结果。有些例证和人口理论十分吻合，但也有许多例证并非如此。因此，迪蒙(Dumont)在考察墨西哥山谷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国家形成过程以后，得出的结论是认为人口增长并不能说明国家形式的发展，虽然前者确实与后者有所联系。[46]其他还有一些研究则表明，在国家形成之前的那个时期，人口有可能下降。[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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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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