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性资源的第二个范畴，即身体的生产和再生产，不能被完全纳入配置性资源一栏的第二个范畴。当然，物质再生产的手段对于人类有机体的再生产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对于人类历史的绝大多数时期来说，形形色色的物质限制一直遏制着人口的总体增长态势。但是，在一个社会中，对民众的整体数量及其历经时间的再生产进行协调，却属于一种具有根本意义的权威性资源。当然，权力并不仅仅取决于由某种管理秩序控制的人口规模。但系统组织的规模确实对权力的产生发挥了非常显著的作用。在这里，我在第三章描述的身体的各种约束性特征和促动性特征就十分重要了，事实上，只有以它们为基础，才能分析上述意涵的管理资源。不过，此外我们还要加上生活机会（lifechances）的范畴，这个现象同样也不仅仅取决于一个社会的物质生产率。由权威性资源所产生的权力的性质和范围，不仅仅取决于在时空路径中被区域化的身体安排，而且取决于行动者能够获得的生活机会。所谓“生活机会”，首先就意味着在不同形式的社会，以及社会的不同区域中，人能够幸存下来的机会。不过，“生活机会”也指一系列范围广泛的倾向和能力，韦伯在最初引入这个概念时，心里想到的就是这些方面。仅举一例：大众识字程度。一群普遍识字的人口既可以在广泛的时空范围中被动员，也可以动员自身。对识字人口的动员方式会迥异于生活在主要由口传文化构成的社会中的人们。
我们在上文已经提到，作为支配扩张的媒介，配置性资源的储存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进化论的文献中的一项常见主题。相比之下，人们比较陌生的是权威性资源的储存，而它对于权力的产生同样至关重要。“储存”是在行动层面上将时空“束集”在一起的媒介，包括运用知识管理筹划中的未来，回忆已流逝的过去。在口传文化中，人的记忆几乎是信息储存的唯一仓库。不过，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我们在理解记忆（或回忆）的时候，不应该仅仅结合个体行动者的心理特征，还应该把它看作制度再生产的循环往复特性所固有的东西。这里，储存除了假定存在一种“活生生的时间”（livedtime）的现象经验，还假定存在一些时空控制方式，而储存权威性资源的“容器”就是共同体本身。
第五章变迁、进化与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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