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汉姆指出，要充分地理解自18世纪晚期以来伦敦城地位为何长久不衰，就必须抛弃此前文献中占支配地位的那种内生式理论分析风格，并努力把握伦敦城中最重要的组织如何对各种突发政治事件做出反应。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比如希法亭(Hilferding)，都主要是采取内生式的资本主义发展概念来说明伦敦城的作用(或排除相关说明)。马克思承认并论述了伦敦城在19世纪英国经济生活中的独特性质，并从英国经济的某些特征出发，分析了伦敦城的这些独特性质的起源。他认为，在这一时期，英国的经济正从商业资本占支配地位转向工业资本占支配地位。而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工业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会很快将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从这种中心位置驱逐开。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生产资本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将逐渐压倒传统确立的“银行统治”的体制。因此，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可以说根本没有为我们提供什么思路，来分析为什么长期以来伦敦城一直能够维持它的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希法亭的观点尽管是在晚些时候提出的，但却同样存在着缺陷。在他看来，“金融资本”的形成是银行业和大型工业相融合的结果，在英国，相较别处，发展的步伐虽然姗姗来迟，但最终也会像其他社会一样发生同样的融合过程。19世纪英国在制造业方面还是龙头老大，使它在这方面可以暂时落在后面；不过，国际竞争保证英国最终会出现和其他国家一样的模式。[34]
然而，这种模式并未出现。原因何在？英格汉姆的观点是，现代英国社会的显著标志，不仅在于它产生了第一个工业经济体系，而且在于它是世界商务交易的中心。英格汉姆指出，必须把伦敦城和民族国家的性质连在一起考虑，才能理解伦敦城最重要的特征。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货币，但是国家不能收放自如地控制这种货币在其领土外的流通；而且，不同货币的价值和稳定性也存在广泛的差异。部分由于英国在19世纪的工业优势(但这不是唯一原因)，伦敦城很早就开始成为一种被广泛接受的“世界货币”的中心，成为定期的交易结账的国际清算场所。在这方面，伦敦城几乎垄断了某些类型的商务交易。诚然，这种垄断地位，以及采用黄金一英镑的本位制，取决于一系列政治条件。但我们必须把这些政治条件和英国在工业上的领先地位区分开来。伦敦城和英镑的重要性所持续的时间，要比英国作为世界最强大的工业国的时间长得多。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强大的经济力量，但是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人的预期相反，纽约并没有就此取代伦敦，成为世界主要的结算场所。
第六章结构化理论、经验研究和社会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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