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英格汉姆的论述，我们必须从下面的角度出发，来理解这些现象。在19世纪早期，英国推行了一系列财政改革。改革者的意图主要是解决国家长期积累下来的债务问题，而拿破仑战争更不啻火上浇油。不过，改革的结果却是促进了金融行业脱离工业资本家，汇聚到伦敦城的机构组织中。伦敦城的财富日益增长，使一部分贵族阶层有可能继续维持他们的地位；否则，由于农业经济重要性日益降低，他们已经丧失了原有的权力基础。作为“绅士交易”(gentlemenlyexchange）的组成部分，伦敦城的商人和银行家反过来又获得了贵族的外在标志。就此而言，19世纪影响伦敦城发展的那些进程，不仅使一定类型的阶级权力得到了增长，而且还维持并实际上强化了所谓“前工业”的商业资本主义。伦敦城不仅在具体位置上和工业为主的北方分开了——这是区域化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而且在经济和政治上，一直和工业资本主义的那些中心有着显著的区分。伦敦城在英格兰银行的控制下是高度集中的。而银行业系统的首要目标，就是要维持英镑这个“有信用的”世界货币形式的稳定角色。[35]这一过程中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国家的财政政策，它一直在确保英镑的法律有效性，而仅靠伦敦城纯粹的经济活动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无论如何，就我们这里所关心的问题来看，在英格汉姆对英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评价中，更重要的问题不是它的具体论述是否准确可靠，而是它体现出的理论整体立场。通过批评内生模式，英格汉姆的分析避免了许多研究现代社会的理论中根深蒂固的某种发展决定论。我所谓的发展决定论，指的是一种考虑社会变迁问题的思维方式，即认为在一定类型的社会中，只有一种“前进道路”，只要一个具体社会属于这种类型，它终归会在某个时候踏上这条道路。因此，用这种思维方式来看，“工业资本主义”具有某些普适的发展模式，任何一个社会，只要属于“工业资本主义”，就会重复这些发展模式；如果有些社会没有体现这些模式，那肯定是因为它落伍了；或者说，出于某种原因，这个社会的发展陷于停滞。这种思维方式还总是包含某种功能主义：如果某些发展进程对于一个或一类社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那是因为这个社会的制度秩序在功能上需要这些发展进程。这就等于是诉诸某种隐含的功能需求，来“说明”为什么一个社会“必须”遵循某种发展道路。我们有必要再次强调，只有将这里的“必须”放在一种反事实的情况中来理解，才是妥当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20世纪初，面对工业资本的“需求”，抛弃伦敦城“过时”的商业角色是英国“必须”或“不得不”发生的历史进程。如果把这一论述看作反事实的，它至少具有潜在的启发性。换句话说，我们可以问这样的问题：伦敦城的权势地位一直维持不变，对于工业资本来说，这一事实的后果是什么？但是，如果我们认为上述那个句子中的“必须”能够说明问题，其实就会造成障碍，使我们不能理解事情的实际发展历程为什么是这样的。英格汉姆的著作清楚明白地证明了这一点。
社会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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