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正常人来说，涉及运动或触觉的每一件事，都会使他有意识地表现出一大堆针对身体或对象的意向，它们都来自作为潜在行动核心的身体本身；但病人的情况则与此不同，他们的触觉印象始终含糊不清，别人也琢磨不透…正常人可以应付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所以不用移动他的位置，只要立足于可能性，就能产生某种现实感（actuality)。但对于病人来说，产生现实感的范围仅限于处在实际接触范围内的感觉材料，或者凭借某种明确的演绎过程就可以与上述感觉材料联系起来的东西。[42]
当然，身体并不是一个不存在分化的统一体。格伦(ArnoldGehlen）认为，直立并向世界“开放”是人类“特有”的姿态。然而，这种姿态无疑是生物进化的结果。我们并不一定非得先将社会进化看作与生物进化类似的形式，才能看出对于共同在场情境下人的社会过程来讲，这一点意义何在。在人身上，脸面不仅仅只是最贴近言语的生理器官，还是体验、情感和意图复杂交错的主要身体区域。在人的社会关系中，脸面会通过某些方式影响个人在共同在场情境下彼此的空间安排，这些方式虽已司空见惯，但意义却非常重要。与绝大多数动物社会里的定位方式相比，采取“面向”正和自己说话的他人的定位尤其重要。在面对面的日常接触中，可以直接参与进来的人数受到固有的严格限制，除非是几个人面对人群或一群听众发表讲话的那些类型的情境。但即使是在这些情境里，人群或听众也得舍弃彼此之间的面对面接触。脸面作为表达与沟通媒介的首要地位具有道德方面的意涵，其中大部分已被戈夫曼极其敏锐地捕捉到了。当他人正在说话时背过身去，这种姿态在绝大多数(也许是所有?）社会里都表示漠视或轻蔑。而且，绝大多数(所有？）社会都倾向于承认，脸面这个词的语义既指面容(physiognomy)，又牵涉到自尊的维护。不少文化，比如传统中国文化或其中某些方面，在绝大多数情境下无疑都特别强调维护脸面的重要性。我们也完全有理由认为，这可能与本尼迪克特(Benedict)等人著名的“耻感”文化和“罪感”文化的区分有关。虽说现在看来，这种区分过于简单化了，但我们大致可以肯定，维护脸面与“找补”(saving)脸面普遍体现在不同文化的社会日常接触情境中。
社会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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