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德茨坦（Goldstein）等人通过对脑损伤病人的考察，生动地刻画了上述具体过程。[40]例如，有些病人没有能力进行脱离视觉可见情境的运动。一个人只有能够观察到自己所实施的运动，并真切地触及相关的身体部位，才能指明那一部位。这些观察表明，“触摸”（touching)与“指向”（pointing）尽管表面上都是“定位性”的现象，但两者显然有所不同。这种差异表明，身体空间作为各种习惯性行动的聚合领域，极其复杂，意义重大。我们若是要求脑损伤病人完成一项特定的身体运动，他的整个身体都会采取一种全面的姿态，参与实施这一任务，而不是像正常人一样尽可能分解为细小的姿态。譬如，要求他敬礼，病人会采取全身性的标准姿态，因为他只不过是接受了与运动相对应的一般化情境，才成功地作出这一姿态。而与此相反，正常人则会将这一情境看作某种测试或游戏。即如梅洛一庞蒂所言，他“将自己的身体用作表演的手段”[41]。病人的困境使我们得以深切了解日常情况下如何将身体纳入活动的绵延，因为只有在具体行动情境中，身体才能进行各种动作，也才能被它的拥有者理解为“身体”。维特根斯坦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我举起我的手臂和我的手臂举了起来，这两者有什么不同？”不管他原本想让我们关注什么，这个问题在此引发了许多疑难，因为它像是把某种测试或游戏性的要求当成典型情况；这样一来，我们就有可能误把行动理论的关键当成“运动”与“行动”(一系列分离的动作）之间的显著差别，而不是日常行为流中身体活动的时空情境关联。
身体在行动流中的这种活动直接关系到本体性安全或“信任”态度，即相信日常生活绵延中包容的自我及世界的连续性。脑损伤病人面对某个对象，先得详尽考察它的物质特性，然后才能辨认出它是什么，比如说一把“钥匙”。正常人只是在特殊的情境下，比如在聚会上玩一种游戏，有确凿理由怀疑对象的表面不能反映其本质的时候，才会这样详尽地考察对象。倘若我们试图对所有对象都这么细致审查，那日常生活就不太可能保持其连续性了。据此我们可以发现，加芬克尔的“类推句”(etceteraclause）除了用于语言或谈话，还可用于与外界发生物质关联的身体活动。所有这些都进而与时间和时间感产生内在关联。让我再引一段梅洛一庞蒂的话：
第二章意识、自我与日常社会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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