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或许会大胆猜测，如果日常生活中的行动者在进行日常接触或者置身社会场合的时候，认为其中的活动迥异于日常生活的正常期待，往往会非常注重置括的标志。戈夫曼就此举例为证：在对裸露的身体进行医学检查，或是在某个美术班上进行裸体临摹时，被要求裸露身体的那个人一般不会在他人在场的情况下宽衣解带，在这种接触终结时也会避开他人穿上衣服。在私下脱衣穿衣以迅速暴露和隐藏身体，这两者都是活动片段的界限标志，表明该行动并无性爱或其他方面的意涵，否则可能遭此解读。这一点部分体现了戈夫曼所谓日常接触的“定调过程”(keying)，与维特根斯坦有关多种生活形式交织的讨论似乎也有着密切的关联。日常接触的发生过程标志并确定了某种明确的社会“色彩”(hue)或“氛围”(ethos)，将纷繁复杂的活动片断逐一归入不同的“类型”中去。
我们（以及相当多数的他们）都具有这样一种能力与倾向，以实际发生的、自有其意义的具体活动为原本，可以产生各式各样的转换，如玩笑、欺骗、实验、演练、梦想、幻觉、仪式、示威、分析或示惠。事件背后的这些细微色彩被纳入变动不居的世界的轨道，但与日常真切的活动的实质却并不完全相符。[51]
构成社会生活序列性的日常接触，大多要么发生在基于社会场合的聚集的(时空）背景之外，要么是针对这一背景。在多数这样的具体情境中，面对面交往并不意味着以明确的封闭切断与非参与者的互动。在这样的情境下，对身体、姿势、定位过程的反思性监控一般总是被用来创造某种“合乎习俗的参与界限”（conventional engagement closure)[52]。这也就是说，某种受到规范制约的“障碍”将那些参与日常接触的人与其他共同在场的人分开。这是一项集体协作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面对面交往的参与者和旁观者(他们自己当然也时不时参加到其他人群中去）之间彼此维持着某种“礼貌的漠视”(civilinattention)。戈夫曼指出了实现这一过程的多种方式，以及在哪些情况下会使它陷于混乱。和所有需要交互监控的互动领域一样，单说“漠视”的表现也有着极其复杂的特性。因此，人们一般不仅期望旁观者不要利用邻近在场(proximity of presence）这一情境优势(他们可据此同时密切关注其他面对面交往中正在发生的事情)，还期望他们主动表现出漠视。这也会产生麻烦，因为如果不关注显得过于做作，就会给人一种此人其实正在偷听的感觉。
第二章意识、自我与日常社会接触
74
75
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