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好常人方法学取向的学者已经对日常接触中的谈话轮次问题做了深入研究。[55]虽说总有人指斥这些研究成果是盯住些鸡毛蒜皮不放，但这种评价不过是井蛙之见，因为谈话轮次是以最一般的人体属性为基础的，从而体现出互动的根本特征。况且，谈话轮次还是社会生活序列性的主要特点之一，从而关系到社会再生产的总体性质。谈话轮次是“结合性约束”的形式之一，其原因很简单，但也很根本，就是人们在共同在场情境下主要的沟通媒介，即谈话，是一种“单序”(single-order）媒介。谈话在互动的绵延流中是以纵向组合的方式展开的（unfoldssyntagmatically)。由于要想顺利沟通，一段时间里就只能有一个人说话，所以参与日常接触势必具有序列性。必须指出，有关谈话的经验研究表明，谈话形式远不如人们所推想的那么均衡。人们在处理谈话轮次的时候，很少是以参与者把语句说完的方式进行的，而是存在各种各样的停顿、犹豫，说话的人插入另一个人的话。所以说，轮次继替之类的现象并无明确的区分。[56]
谈话轮次既适用于日常接触中行动者之间的互动，也适用于日常接触本身的序列性，或许还与权力的细微差异有着密切的关联。所有组织都包含互动在时空关系流中的协调过程，该过程通过常规化情境和场所进行“疏导”(参见边码第119页以下)。因此，日常生活中的法庭审判的组织过程就具有形式化的序列性。法庭上在听证某件案子的时候，就置括出一个特定的社会场合，此时，与下一个案子有关的各方便聚集在旁边的等候室里。在具有广泛时空伸延的社会里，与此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这里看来，萨特对序列性的讨论就与看似琐屑的谈话轮次有直接关联。他指出，我们可以举等公车的队伍这个被用滥了的序列性例子为例，证明在场与不在场之间相互结合在一起的时空关系：
这些零零落落的人组成了一个群体，因为他们都站到了同一条道上，这又使他们避开了穿越广场的车流，因为他们聚集在同一公车站下，如此等等。他们都是或几乎都是工人，是公交的常客；他们知晓公车的时刻与频次；因此他们等候的是同一班车：比如7点49分这一班。他们都依赖这个对象的表现（故障、疏漏、事故)，就这一点而言，这个对象是他们的当下利益（presentinterest)。但由于他们都居住在这一地区，这一当下利益又追溯到他们更全面、更深层的普遍利益结构：改善公交服务、冻结收费价格等等。他们等待的公交车把他们维系在一起，成为他们的利益所在，这里的他们，是这天早上右行的人们；是7点49分这一时刻作为通勤乘客的利益；每一件事都是时间化的：出行者认为自己是常驻居民（也就是说，五年或十年来他都是这么看待自已的)，因此这公交车也就有了个特征，即日复一日永恒复归（它事实上是同一辆车，同样的司乘人员)。这个对象的结构淹没了它那全然没有生机的生存状态；它就此被赋予一个消极被动的未来和过去，这些又使它在乘客眼里成了他们命运的一块碎片（一块无足轻重的碎片)。[57]
社会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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