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话与反思性
戈夫曼在理解日常接触的维持与再生产方面最具说服力的贡献，在于他对以下两方面问题之间关系的探讨：一方面是对身体的反思性控制，即对手势、身体运动和姿态的反思性自我监控；另一方面则是互动过程的相互协调，它是通过交往技巧和尊重他人的需要与要求来实现的。在互动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行动者施展出令人眩目的丰富技能，借此实现并维持了得体的交往、信任或本体性安全的普遍存在。身体运动和表情方面的细枝末节甚至比谈话轮次还要琐碎，但在规范的调节下对这些东西的控制正是上述技能的首要基础。“精神有毛病”的人普遍缺乏或放弃了这种能力，身体与言辞方面偶尔的疏忽或闪失也体现出这一点，这些都可以清楚地验证上述判断。
对戈夫曼笔下的“精神病人”来说，即使是最严重的“精神混乱”也首先表现为没有能力或不愿意接受各种监控身体运动和手势的细微（但绝非微不足道）的方式，而这正是日常互动体现出规范性的要害。所谓的癫狂，就是各种“情境失态”(situationalimproprieties)。[58]人类通过身体及其中介，对时空关系进行公共性的安排，以便在共同在场情境下“顺利相处”，而精神病患者的行为表现则偏离于这种公共性的安排，甚至主动与它相冲突。“正常人”(始终得）一丝不苟地控制自己的身体，“精神不正常”的人不遵从这些，也不关心那些支配日常接触形成、维持、终结或悬置的规则的精妙之处，更表现不出维持“信任”所需的诸般交往技巧。[59]几乎在所有情况下，聚集中的个人面临的要求都不“仅仅”是共同在场而已，他们在日常接触中，从来也不会被允许只是如此行事。在共同在场情境下，对行动的反思性监控需要某种“有控制的机警”(controlledalertness)。正如戈夫曼所言，行动者不得不“表现出在场”，而许多“精神病人”恰恰做不到这一点[60]，有些因为紧张症而显得痴痴呆呆，有些则仿佛被什么外力驱使着，只能作机械移动，而不像具有能动作用的正常行动者。
第二章 意识、自我与日常社会接触
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