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针对马尔库兹第二个论点而提出的新观点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的：必须区分两种不同的合理化概念，“生产力发展的进程成为解放的潜力的条件是：它不取代必须在[……]体制范围内产生的合理化过程，而这个过程则由于交往行动的解放，在以语言为媒介的相关作用的内部实现”。
这就意味着要把交往从它的技术化过程中解放出来：可见，哲学的基本立场是循环往复的。
海德格尔和哈贝马斯似乎都在技术的现代性中确认了同样的矛盾：技术从表面看是人类的力量，而实际上它似乎对它的力量(也可以是它的行为)自治，以至妨碍了人的行为，即妨碍传播、决策和个体化。但是他们并没有对这个矛盾做相同的分析。我们因此必须抓住海德格尔和哈贝马斯之间的异同之处。
共同点是：他们二人都把语言的技术化视为非自然化现象，犹如一种“人本”向另一种“人本”堕落。混淆这些不同的本质是有害的。
不同点在于：哈贝马斯仍然从方法范畴出发来分析技术，海德格尔则在技术中把握其形而上学的意义。然而，如果说技术不是一种方法，那么问题既不单单在于——通过被“解放”的交往—围绕技术展开一场“辩论”，也不在于确保“最低限度的主体性[或者最低限度的‘意志’和‘主宰’]……]，以便民主的思想能够通过主体间的公开讨论和论证”，给技术的扩展“划定界限”。必须更加彻底地重新思考人、技术和语言之间最初形成的纽结，以便和技术建立另一种关系。
导论
哈贝马斯：《技术和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第48页。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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