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五六年，尼安德特人头盖骨的发现是“古生物学的决定性的一步。猿人的面目变得更加清晰，它被命名为猿人”。但是，当时的错误就在于“通过尼安德特人把我们现代人和大猩猩、黑猩猩、狒狒、长臂猿这四种最出色的灵长类直接联系在一起”。考古学上决定性的进展是一九五九年发现的东非人化石。“东非人伴有石制工具，它的脑容量很小，并不具有超猿类的硕大头骨。这个事实迫使人们不得不修正人的概念”。因为，这个发现的结果是确认东非人的形成并不起始于大脑，而是起始于脚，所以，在一般运动机能中(不仅包含人类学的意义，而且不可分割地包含了技术学的意义)，“大脑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第二性的”。直立的姿态决定了上半身两个极点间的关系的新型机制：手从爬行的功能中解放出来，面部从攫取的功能中解放出来。手必不可免地要制造工具可代换的器官，手中的工具必不可免地要导致面部语言的产生。诚然，大脑在这一层关系中自有其作用，但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它仅仅是整个身体机制中的一个部分，尽管这个机制的进化导致大脑皮层的形成。
直立的姿态是类人猿“面临生存问题形成的诸种方案之一，这个问题就像脊椎动物本身一样古老”。直立的姿态是作为生物进化系列的一种现象出现的，它形成了上半身手和面部的连接，这种连接的基本结果就是“属于手的工具和属于面部的语言构成了同一机制的两个极点”，而这个机制又是由一种特定的大脑组织决定的。我们试将指出，大脑的特殊性存在于它同作为后种系发生定向的外在性的唯一的耦合之中，换言之，外在即是内在的“真理”。
技术与时间
①《手势和语言》，第1卷，第17页。
同上，第21页。
同上，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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