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时间
略了阐释学中的爱比米修斯(同时也就是普罗米修斯)的含义，从而把已经在此的问题遗留在混乱之中；而他本人却曾经明确地把已经在此作为此在的构造问题提出：此在的实际性来自它的已经在此一即先于它的过去(此在总是摆脱不了一个先于自己存在的过去)。生存分析的最终结论是化解普罗米修斯的肝的象征意义：已经在此的代具的实际性没有任何构造性特征，它对时间现象的根本性没有任何影响，相反，它只能作为对起源的销毁的意义出现。同样，文字—技术的标记也被排除在存在历史的起源之外，也就是被排除在记载着公民性的权利和义务的史册之外①。
①如果说这里的问题是要作出一个哲学—即政治的决策，那么首先是要在雅典和麦克奈两地的神话之间决定一个参考，无论对《安提戈涅》作何种解读。因为尽管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论及原始的去根，但是他关于去根的讨论从整体上说受雅典地区的神话传说的影响(尼科尔·洛罗在《雅典娜的子孙》中对这种神话作了整理):由于他赋予这个地区的神话以优先地位，所以他忽略了普罗米修斯神话中的原始去根问题，尽管这个神话非常接近他关于时间问题的解释。诚然，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关于《安提戈涅》的解读(参阅第153页及随后诸页等)，曾把起源解释为一种拔根或去根，并把此在(即时间)解释为对起源的强暴。毫无疑问，他从索福克勒斯作品出发，对“deinon”和“deinotaton”两个范畴的分析并由此得出的把历史性作为去乡的结论表明，在一九三五年，雅典地区神话还没有单单在他的论述中占统治地位。这里需要作细致的解读。但是海德格尔给这个神话以优先的地位，是从《存在与时间》就开始了，这个优先地位通过《形而上学导论》(“俄国和美国是[………]由失控的技术和规格化的人类的无根性组织而引起的同一种可怕的灾乱”。——第49页)直至他暮年的作品(参阅《明镜》杂志专访)始终没变。其原因就在于他从未真正地从普罗米修斯原则出发来思考时间的问题，这就导致自然的正义“diké”和技术“technè”的对立和冲突(参阅《形而上学导论》第166至172页)。当然“diké”和“technè”二者同样作为“deinon”而且在“deinon”中出现，但是“technè”从未被作为一种有益的去乡的根源，它不是被作为去根的动力，而是被作为归向最外在的、最遥远的因素即总是被其日常性所掩盖的最熟悉的因素的动力。这个论题又以习惯、居住等范畴形式出现(比如：建造、居住、思想)。当然，我们在此并不想排除不可忽略的地区化的趋向，因为这个可能性作为其实现自身的条件，总是已经居留在去根的相关差异运动之中。今天比以往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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