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定我们进人了一个新的技术体系，这个体系要求其他社会体系随之调整。当然，我们可以提问：社会、文化等体系是否可以按照一定的“程序”来加以“调整”？尤其重要的是，以上假定的前提是必须有一个稳定的新体系出现。然而如果我们关于速度的观点可以成立，那么新体系岂不处于周期性的不稳定状态之中?这样又何谈“调整”的基础呢？
勒鲁瓦-古兰的人类学观点使我们得以把调整的问题引入技术和社会问题之间。确切地说，由于他把社会统一体建立在种族之上，所以他就把种族和技术的关系作为一切人类学的基础来考察。勒鲁瓦-古兰提出的问题就是，从技术的角度给人类学下一个本质性、因而也是根本性的定义。在他的早期著作中，他就展开了建立一门为人类学奠基的技术学的意图。他首先从技术物体的传播人手，然后在提出了贯穿于历史和地理、并独立于种族范畴的技术趋势的概念的基础上，他把发明的过程放在种族群的层次上来考察。
建立技术学—即关于技术的进化和技术的起源的科学的必要性，是由马克思在批判了传统的技术发明观点的基础上提出的：
“如果有一部批判的技术史，就会证明，十八世纪的任何发明，很少是属于一个人的。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这样的著作。达尔文注意到自然技术史，即注意到在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难道不值得同样注意吗？[……]技术学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
吉尔、西蒙栋、勒鲁瓦-古兰和马克思一样，把技术学的科学性和这类批判本质地联系在一起。这里我们将把技术和时间的关系问题作为发明的问题来考察。这实际上就是要认识“技术体系”的动力，研究建立一门技术进化论的可能性。我们将由此对技术决定论提出疑问：技术的进化一直摇摆于物理学和生物学两种模式之间，技术物体既有机、又无机，它既不属于矿物界、又不属于动物界。关键就是要确定技术进化论和生物进化论之间切实可行的类比的界限。实际上，我们面临的假设是：技术进化论会在生物进化论内部造成断裂。由此我们将会动摇技术物体和自然物体之间的传统的对立，以及亚里士多德的自我再生规则。
第一部分 人的发明
④《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大工业”。
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