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机器一样，工业化时代的人本身也依赖技术体系，人与其说是利用技术，不如说是为技术所用。因而人本身成了技术体系的职员、附属、辅助，甚至是它的手段。
显然，和手段范畴格格不入的技术体系性在现代技术之前就已存在，它是构成一切技术性的基础。怎样从历史的角度来把握和描述现代技术特有的激发性的体系功能？吉尔曾试图通过程序化的概念从历史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把这个问题归结为决策、预测，即时间的问题。
针对技术问题，吉尔在突出现代技术的计划性和程序性(确切地说是“计算”而非“设想”)的同时，揭示了它所要求的一种新的社会职能的必要性，这一点同海德格尔《世界图像的时代》一文中的思想是很接近的。作为一种计划，技术发展的程序化是技术进化条件的裂变。但是，技术-经济的计划就其对技术体系本身有程序的干涉意义而言，会对社会的其他基本体系构成无法预计的后果—这一点尚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并未被有计划地“调整”。因此，技术进化的程序化就有可能给社会的整体平衡造成威胁。
技术与时间
⑨《技术的问题》，第23页。
⑩ 同上，第24页。
①程序(programme):这里不能对“programme”作狭义的电子计算机程序的理解。“programme”的前缀“pro-”体现了普罗米修斯原则的“预示”、“事先预备”、“计算”的意思。所以“programme”在这里是指事先使“gramme”序列化。所以我们同样可以从编码和文序的角度来把握这个概念。作者用“programme”的特性来比较生物进化和技术进化的异同，他认为，技术进化从后种系生成(épiphylogenése)的意义上说，也是可程序化的。—译注
②《林中路》,Gallimard,1962年版。
吉尔：《技术史》，第78页，Gallimard,197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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