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精确性和可能性
在《存在与时间》的结尾:海德格尔一方面指出在这种预备性分析之后介入存在问题的必要性，另一方面探究了总是把思想引向物质化的“什么”的分量，并尤其强调要从“什么”中区分出在手之物的特性，而以往的传统总是把这种特殊的“什么”归入形而上学的实体范畴，即手下之物、现实的可能性的范畴。从区分“什么”的必要性出发来思考存在和时间，这是不可取代的和史无前例的贡献。
从此以后，海德格尔的著作沿着另一条道路发展，但从未否认生存论分析的基本精神。讨论的中心逐渐成为纯粹的存在的历史的问题。然而关于时间的庸常理解的批判则展开了对精确性作为企图确定非确定性的逃避的典型标志—的非常确定的认识。这种认识本身不正是对生存论分析的物化吗？自古希腊就已经被决定性地把握的精确性，在“存在的历史”中是否起过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作用？脱离这种精确性的“存在的历史”是否可能？
海德格尔关于精确性的批判（这个批判隐含着对拼音和精确文字的批判，这种文字本身代表了文字服从于精确的计算、打字机、电脑排版的一般性命运)，同对文字的“逻格斯中心论”的信念是完全一致的。声音和在场的优先性仍然贯穿于无声意识的主题中，它明确地标志着，海德格尔在他自己确立的解构“在场形而上学”的工程面前的退缩。在《存在与时间》中，“在场形而上学”被称作“把时间作为当即之流的庸常的理解”。既然如此，拼写的附加逻辑是由什么构成的？“什么”以及在其中的“谁”开创了被称作“存在的历史”的中断？
第二部分 爱比米修斯的过失
②参阅德里达《普西卡》，“海德格尔之手”，Galilée，1987年版。
德里达：《文码学》，“书写的存在”，第31至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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