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由技术规定的人并不等同于“此在”。虽然海德格尔天才地指出，时间是“此在”的根本存在形式，但他并没有正确地估价技术之于时间的决定意义。他没有认识到技术在人类世界的中心地位。在海德格尔看来，技术总是和器具化的时间性联系在一起的。作者提出：“把技术置于一端，使其本身不成为个体化的构造因素，这样的配置本身是否还是“形而上学’的？”如果说“此在”的意义在于“在世”，那是因为人的“技术性”使之不得不在世。技术先于“此在”。因此，作者颇具新意地将“此在”改为“已经在此”。
当然，海德格尔在后期的一些著作中，也曾试图把技术和器具化的时间性分开，在器具性之外探讨一种根本性的技术。他对语言的器具化的大量批判，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但是，本书作者则认为，器具性是技术所固有的，它体现了人的代具性的本质。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将技术和器具分开，而在于批判把器具(代具)简单地归属于方法或有用与无用的范畴。
“使人区别于其他生命现象的是时间，时间性需要以外在化和代具性为前提：时间的存在仅仅是因为记忆是人为的’，这个人为的记忆构成自从它被悬置在种属之外’以来已经在此的过去。”
把人的本质建立在技术(工具)之上，这是一个很有法兰西风格的大胆命题。古人们都习惯于给自己的行为规范找一个稳固的支点，而技术则是变幻莫测的。用作者的话说，技术的意义就是在变革中自我否定。把人的本质建立在技术之上，就是要在技术的变革中把握人类自身的变革。
以技术规范人本的命题实际上触及了一个重大的价值问题，即永恒不变的人性是否可能？这个问题在现代技术日新月异的工业发达社会显得尤为突出。
本书的翻译工作得到作者本人的很大支持，我们在一些关键概念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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