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或者是承载了利息的资本)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但是，马克思总结道，
在我们研究的进程中，我们将会发现，生息资本和商业资本一样，也是派生的形式，同时会看到，为什么它们在历史上的出现早于资本的现代基本形式。(第267页）
他谈道，这种资本流通的形式，在产业资本出现以前就历史性地存在了。但是，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产业资本将成为这样一种资本形式：它在一种纯粹的状态下确定一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且一旦这种产业资本成为主导，它就需要商人卖掉产品，也需要利息承载的资本能够变换投资，以解决长期固定资本投资和其他问题。为了使这些都能实现，资本循环的基本方式必须服从金融资本和商业资本的特殊需要。在《资本论》第二卷，马克思将着手研究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它的后果如何的问题。
从我们表述的角度，从总体上对资本主义内部的商业资本和利息承载的资本的潜力进行评估是重要的。当然，可以举出一个看似合理的例子，即它们从16世纪和17世纪处于支配和主导地位，到19世纪就变得服从于产业资本了。但是现在可能很多人，甚至包括我自己，都会认为金融资本再次占据了主导地位，特别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如果事实是这样的话，那就需要我们去评价这意味着什么，并且分析这种现象预示着什么。
然而，这并不是我们在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我们的目的是要注意到，马克思所假设的(而且这可能在那个时代是正确的)产业资本的周转变得具有支配性了，所以，必须在这一框架内解决剩余价值生产的问题。所以他总结道：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① David Harvey, 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 (New York : Routledge, 2003) ,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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