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取如此狭隘观点的做法，也解释了为什么马克思即刻转变到研究个人而不是社会角色。个人确实可以通过以高于价值的价格卖出商品而击败他人，而这确实可能发生并且一直在发生。但是当你系统地并且从累积的社会条件的角度观察时，其效果简直就是抢劫了彼德去支付给保罗。单个的资本家可以欺骗他人并逃离，但是随后有些人会以另一些人的损失获益，所以不存在累计的剩余价值。这样，就必须找到一种让所有资本家都能获得剩余价值的方法。在一个功能完善的和适当的经济体中，所有的资本家都能赚取一个稳定的、有回报的利润率。
可见，无论怎样颠来倒去，结果都是一样。如果是等价物交换，不产生剩余价值；如果是非等价物交换，也不产生剩余价值。流通或商品交换不创造价值。由此可以了解，为什么我们在分析资本的基本形式，分析决定现代社会的经济组织的资本形式时，开始根本不提资本的常见的、所谓洪水期前的形态，即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第266页)
这在历史上也许是真实的，正如本杰明·富兰克林曾观察到的，即“战争是掠夺，商业是欺骗”。(第267页)显然，在资本主义的起源中，在世界各地存在很多对剩余价值的掠夺、欺骗、抢劫和偷盗行为。马克思没有否认这种情况的历史重要性。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高利贷资本，即便高利贷资本曾长期面临，而且有时甚至是极端严格地反对收取利息的限制。例如，根据伊斯兰的教规，禁止收取利息。也许并不广为人知，但是直到19世纪中叶，天主教堂都禁止收取利息，而且这种做法具有巨大影响。例如，在那时的法国，保守的天主教徒通常将投资房产比作投资妓院，而将金融运作当成是一种卖淫行为。我在《巴黎：现代性之都》一书中使用的一个例子，描述了一名妇女试图引诱一位年老而十分恐惧的男人投资房地产，她说道，“无论你愿意投资多少，我的回报率都是令人满意的。我会非常和善地对待你。”①
三从资本到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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