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所谓必不可少的需要的范围，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一样，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多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其中主要取决于自由工人阶级是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从而它有哪些习惯和生活要求。因此，和其他商品不同，劳动力的价值规定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要素。(第275页)
这意味着劳动力的价值与阶级斗争的历史相关。更进一步说，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将会由于如资产阶级改革运动的强度等因素的不同而不同。受人尊敬和道德崇高的资产阶级有时由于看到大众的贫困状态而受到惊吓，并且产生罪恶感，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在一个体面的社会中，大众在如此的境况下生活是不可接受的。他们坚持提供体面的住房，体面的公共健康服务，体面的教育，体面的这个和那个。这些措施中的一部分可以被认为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其原因就好像霍乱的流行并不会在不同阶级边界间止步)，但是，在任何地方，没有一个资产阶级社会不具有某种文明价值的含义，而且这种含义在劳动力价值的决定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马克思寻求这样一种原则，即存在一个商品的总和，它能确定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和一个特定的时间，一种被认为是合理的工资水平。但他没有讨论这些特殊性的任何一点。或者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历史性的研究，假定劳动力的价值是固定的而且是已知的，甚至虽然这一数字处于永远变动的状况，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是灵活的，它也反映了作为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其他特征，如从对技能的培训和再生产，到维持一个家庭和劳动阶级的再生产(既包括它的数量，也包括它的质量)。(第275—276页)
三 从资本到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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