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浪费了的材料或劳动资料是多耗费的对象化劳动量，不被计算，不加入形成价值的产品中。(第303页）
我们在这里不仅看到的是已经被描绘出的，包含了资本对劳动过程控制的图景，而且正是通过对这些控制手段的实行，在劳动过程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什么的问题，变得更加清晰明确了。其结果是，出现了一个令人惊奇的二重性！
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第304页)
马克思再次区分了资本主义一般形式和资本主义特殊形式的商品生产，它们都利用商品生产去获得剩余价值，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不同种类的统一体。
最后，他回到了如何解释在劳动过程中，技能差异的影响这一令人担忧的问题。技能劳动被当作“比重较高的劳动”的简单劳动。这种劳动力“比普通劳动力需要较高的教育费用，它的生产要花费较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它具有较高的价值”劳动，相应地，“也就在同样长的时间内对象化为较多的价值”。（第304—305页）然而，在脚注中（第395页)，他指出，较高级劳动和简单劳动，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之间的区别，有一部分是基于单纯的错觉，或者至少是基于早就不现实的、只是作为传统惯例而存在的区别。他指出，这存在很长的历史，马克思曾经简短地暗示过，但是仍可对此做一些说明。例如，我在我自己的著作《第二帝国巴黎》中发现，对“技能”的定义存在很大的性别特性。任何女人可以做的工作都被认为是非技能的，所以，当妇女开始进入一个行业时，其影响是将此行业的劳动非技能化。这可以部分地解释一些手工艺群体对妇女就业的敌意，以及普鲁东对妇女不属于工作场所而应该待在家里的主张。妇女就业的问题随后成为19世纪60年代在第一国际内部产生对立的一个主要来源。然而，这无助于解决如何解释被严格训练过的劳动，需要以高成本加以生产和维持的问题。马克思通过假设“在每一个价值形成过程中，较高级的劳动总是要化为社会的平均劳动，例如一日较高级的劳动化为x日简单的劳动。因此，假定资本使用的工人是从事简单的社会的平均劳动”，(第306页)再次绕开了这一棘手的问题。回答这一问题确实存在一系列的困难，那就是众所周知的从技能劳动简化为简单劳动的问题。但是，我在这里也会把它绕过去，为你留下一个将来要去检验的问号。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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