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剩余劳动转化为剩余价值。所以，剩余产品的生产是资本家获得剩余价值的一个手段。这为资本主义剥削赋予了一个特殊的性质，因为，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以货币为形式的价值积累，是没有限制的。
如果在一个经济的社会形态中占优势的不是产品的交换价值，而是产品的使用价值，剩余劳动就受到或大或小的需求范围的限制，而生产本身的性质就不会造成对剩余劳动的无限制的需求。(第345页)
更进一步讲，因为这种占有发生在一个以工薪劳动为特点的社会中，劳动者不会像农奴和奴隶所经历的剩余劳动那样，去经历他们剩余价值的生产(市场交换的拜物教掩盖了它)。马克思引用了中欧的强制劳役体制作为说明。在那里，劳动者被迫对土地所有者贡献一定数量的劳动日，这样，剩余劳动被挪用就是完全透明的。通过1831年俄国发布的解放农奴的布告，实际上形成了这样一种形式，强制劳役体制在其中替代了农奴制，在《组织规程》的指导下进行组织，允许确定“日工作”中的一定部分是流动和开放的。土地所有者(波维尔们)提出，“日劳动”不是由实际的一天来衡量的，而是由应该完成多少工作来衡量。这种工作要求不可能在一天内完成，所以，会用越来越多的实际天数，去做一个正式的“日工作”，直到“‘组织规程’规定的12日徭役，等于一年365日！”。(第348页)
这里存在一个重要观点的起源，我们将在《资本论》中多次遇到这一观点。对时间的衡量是灵活的，它可以为了社会的目的而被延伸并操纵，在这个例子中，十二个劳动日变成了三百六十五个实际的天数。这种对时间和时间性的社会的操纵，也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特点。当对剩余劳动时间的获取成为阶级关系复制的基础时，关于时间是什么、谁去衡量它和如何理解时间性的问题，就会转移到分析的最前沿。时间不仅仅是给定的；它是社会地被建构的，而且永远受重建的制约(例如考虑一下，时间的视角在做决定中的作用如何，或者说，金融部门在近些年的转变)。在《组织规程》这种情况中，对时间的延长是明显的。劳动者完全知道他们出让给了领主多少剩余劳动，以及统治阶级延长了多少时间来达到这个结果。但是，19世纪英国工厂法的突破—这一章的中心部分是完全不同的：它“是通过资本家和地主统治的国家所实行的对工作日的强制的限制，来节制资本无限度地榨取劳动力的渴望”。（第348页）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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