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促使马克思去思考“几个世纪以来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斗争的结果”，它导致了“正常工作日的规定”。他饶有兴趣地注意到“但在这个斗争的历史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倾向”。（第382页)在中世纪时期，很难使人们成为工薪劳动者。如果人们不能使他们自己以土地为生，他们会成为流浪者、乞丐甚至公路上的抢劫犯(像罗宾汉那样)。所以，(统治阶级)制定了法律，以明确工资关系，采取延长工作日长度的做法，并将乞讨者和流浪者治罪。实际上，一种规制性的手段被创立出来(而且马克思将在第八部分再次讨论这个问题)，以将人口社会化为工薪劳动者的角色。在他们被要求进行一个好的“日劳动”前，流浪者被鞭打，并被戴上枷锁。而且，在第一个这种身份中，一个好的“日劳动”被确定为十二小时的工作日，从1349年开始。劳动纪律就是在英国这样实施的。你将发现，在19世纪及后期，相似的问题还出现在殖民统治地区。当时的报告显示，在印度或非洲存在的问题是，你找不到当地人去从事一个“正常的”工作日的工作，更不用说一个“正常的”工作周了。他们通常的做法是，只做一点点工作，然后就消失了。当地人的时间观念不符合时钟定时的观点，并且由于时间是利润的要素，所以妨碍了资本家获取价值的能力。当地人缺乏时间的纪律是殖民统治者经常提出的抱怨，他们已经做了大量的努力，来灌输劳动纪律的意识和一种恰当的时间观念。（我已经听说，当代的大学管理者也对学生们有相似的抱怨，甚至还开设了一门由哈佛大学教育天才所讲授的课程，他坚持认为，要正确地教育大学生，我们首先必须要做的事情，是灌输一种恰当的时间纪律观念。)
关于中世纪和中世纪后期，人们对时间的态度的研究，以及伴随着资本主义(或者像一些人所偏好的说法，是“现代性”)的兴起，人们在时间观念上的转变，现在可以得到一份详尽的文献。例如，我们都太容易忘记，“小时”这个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13世纪的发明，“分钟”和“秒”只是在17世纪后期才开始成为通用的计时单位，直到最近一段时期，像纳秒这样的概念才被发明出来。时间单位的发明，不仅有自然的，而且有社会的决定因素，它们的发明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相关。当福柯谈到治理的起源时，他实际上讨论的是这样一个时刻，即在人们开始将时间纪律的观念内化，而且学习在几乎不做任何思考的情况下，可以按照这一观念生活。当我们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即当所有人都已经将这种观念内化时，我们就掌握了一定的对时间性和它所额外附加的实践的思考方法。对于马克思来讲，这种时间性的产生，与作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价值的出现相关。对于他来讲，阶级斗争的作用处于中心地位，而福柯对这一问题则倾向于采取回避或低估的态度。马克思说道，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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