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资本家来说，这意味着他们能够支付更少的可变资本，因为工人们只需要更少的货币来满足他们的要求(由一个给定的生活标准决定)。如果资本家必须支付更少的可变资本，那么，即使工作日的长度是固定的，s/v的比率，或剩余价值率，也会上升。这样，虽然工作日的长度是固定的，但一份更大数额的剩余价值就会被资本家获取。
这一过程不涉及任何对交换规律的违背。为了有把握，资本家寻求去购买任何低于其价值的价格水平上的劳动力，这样就会增加他们所获得的剩余价值量。“虽然这种方法在工资的实际运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在这里它应该被排除，因为我们假定，一切商品，包括劳动力在内，都是按其十足的价值买卖的”。（第431页)所以，对市场逻辑和古典政治经济学主题的接受，又一次优于对现实实践的研究，再一次显示了马克思对摧毁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它们自己的理解所提出的乌托邦观点的历史使命。出现了另一个来自马克思解释方式的特别的结果。“生产力的提高必须扩展到这样一些产业部门，这些部门的产品决定劳动力的价值，就是说，它们或者属于日常生活资料的范围，或者能够代替这些生活资料。但是，商品的价值不仅取决于使商品取得最终形式的那种劳动的量，而且还取决于该商品的生产资料所包含的劳动量。”（第432页)所以，通过提高生产率来减少奢侈品的价值，并不能获得相对剩余价值。只有工资商品价值的下降才会起作用。
这就造成了一个难题。为什么单个资本家在他们自己各自的产业提高生产一种工资商品的生产率，同时所有的资本家都将受益？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搭便车的问题。个人资本家进行创新，降低工资商品的价格，并且可以降低所有劳动力的价值，但他们通过这样做不能得到任何特别或是单独的好处。利益会被整个资本家阶级获得。那么这样做的个人激励是什么？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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