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我们如何理解这六个概念要素之间的关系呢？虽然马克思使用的语言是建议性的，但他使问题处于开放的状态，这是不幸的，因为它为所有的解释留下了太多的空间。马克思经常被他的朋友，也包括他的敌人描述成一个技术决定论者，即，他认为是生产力的变化主导了人类历史进程，包括社会关系，精神观念、与自然的关系及其其他方面的演化。例如，新自由主义的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的著作《世界是平的》①中，高兴地承认他被认为是一个技术决定论者；当一些人向他指出(错误地)这是马克思的观点时，他表达了他对马克思的敬仰之情，并赞赏地引用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一长段内容，来证明他的观点。在一篇对弗里德曼著作的评论中，保守的政治哲学家约翰·格雷肯定了马克思的技术决定主义，并认为，弗里德曼确实继承了马克思的衣钵。②而上述由那些在总体上对马克思怀有敌意的人所做的观察，在马克思主义者的传统中是一直存在的。关于“生产力是引导的主体”这一主题的最强大的版本，来自G·A·柯亨的著作《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柯亨从分析哲学的角度，研究了所有的马克思的文本，并维护了对马克思理论的这一解释。
我并不完全赞同这种解释。我发现它与马克思的辩证法不一致(这被像柯亨这样的分析哲学家当作垃圾而丢弃)。马克思在总体上回避了带有因果关系的语言(我可以向你提出挑战，如果你能在《资本论》中找到许多这样的语言的话)。在这一脚注中，他没有说技术是“引起”或“决定”，但是他提出，技术“揭示”，或者以另外一种解释，“揭开”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了更有把握，马克思对技术的研究给予了很多关注(包括组织形式)，但这也不能保证就能够将技术当作人类演化中的一个引导的主体。马克思的意思是(而且在这一问题上，很多人会不同意我的观点)，技术和组织形式在内化了精神观念、社会关系、日常生活和劳动过程的同时，也内化了人与自然之间一定的关系。凭借这种内化的优势，对技术和组织形式的研究，就一定会“揭示”或“揭开”关于所有这些要素的许多问题。相反，所有这些其他的要素也内化了与技术相关的问题。例如，对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日常生活状态的详细研究，就“揭示了”大量我们与自然、技术、社会关系、精神观念和生产的劳动过程的关系。相似地，如果不考察我们的社会关系的性质，我们的生产体系，我们对于世界的精神观念，我们使用的技术以及我们日常生活的状况，那么，我们与自然之间的当代关系的研究，就不会深入。所有这些要素组成了一个整体，而且我们需要理解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七技术揭示了什么
① Thomas Fried, The World is Flat :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5) , 201 –4.
② John Gray, "The World Is Round,"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52, No. 13 ( August 11,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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