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社会理论，危险在于将一种要素当做其他所有要素的主导。技术决定论被错误地命名为环境决定主义(自然主导)、阶级斗争决定主义、唯心主义(精神观念处于前卫)、劳动过程决定主义，或来自每天生活的(文化的)变化(这是保罗·霍肯(Paul Hawken)在他的文章《神圣的动荡》①中所持的政治立场)。主要的变迁，例如从封建主义(或一些其他的前资本主义的结构)向资本主义的转变，是通过穿越所有时刻的辩证的变迁发生的。这种共同的演化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不均衡发展，会带来所有情况的地方的偶发性，虽然这些偶发性受卷入演化过程中的集聚中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世界市场中经济发展过程的日益增长的空间(而且有时是竞争性的)整合的限制。有意识地去尝试以资本主义为基础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可能是没有认识到，需要用一种对地理特点敏感的方法，在所有时刻都进行政治参与。革命的共产主义的一个尝试是，将辩证法简化为一种因果的模式，在这种因果模式中，一个或另一个时刻被放在变化的前卫的位置，而且人们所设想的也是这样。这种方法不可避免地失败了。
从表面上看，脚注的第三部分似乎与我对第二部分的解释相矛盾：
甚至所有抽象掉这个物质基础的宗教史，都是非批判的。事实上，通过分析找出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惟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惟一科学的方法。（第493—494页)
马克思把他自己当做了科学家，而且他在这里坚称，这意味着对唯物主义的认可。但是，他的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家的唯物主义不同。它是历史的。“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意识形态的观念中显露出来”。(第494页)达尔文对演化的发现是有缺陷的，因为他忽视了历史环境对他的理论形成的影响(他从英国资本主义中得到的指征的力量)，并且没有将他的论述继续下去并将他的发现与人类的演化过程进行整合。当然，马克思的写作早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流行，但是，他预想了一个批判性的回应，即对社会的达尔文主义者通过使用达尔文的进化论，将资本主义作为“自然”现象而使其合法化的方法的回应。由于达尔文的理论是从资本主义得出它的指南性的指征，而且受马尔萨斯的社会理论启发，所以它把资本主义确认为与人们所设想的自然的竞争过程是完全一致的、为了生存的斗争。而且，这当然是适者生存的规律，这种观点并不令人惊奇(不考虑克鲁泡特金的互助理论)。
七技术揭示了什么
① Paul Hawken, Blessed Unrest : How the Largest Movement in the World Came into Being and Why No One Saw It Coming (New York: Viking,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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