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们应该怎样认识，深奥的价值理论和关于工作日长度的表面斗争的不可预测的政治骚乱之间的关系？回到第175页，马克思赞许地从一部早期的作品中引用了一个著名的段落(另一个脚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简言之，“社会的经济结构，是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他从《批判》中提取了下列句子，这部分内容解释了，正是在上层建筑中，我们开始对政治问题有了意识，并努力加以解决。
这就是人们经常提到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模式。其假设是，存在一个经济基础，在其基础上，产生了思想的框架以及一种政治的和法律的上层建筑，它们共同定义，我们对问题的意识如何并如何解决它们。这一构想有时被宿命地解读为：经济基础决定政治的和法律的上层建筑，决定在那里形成的斗争的形式，而且经济基础发生转变的程度，实际上决定了政治斗争的结果。但是，我不认为这一观点带有宿命的倾向，甚至带有因果关系。因为还存在阶级的联合及复合的可能性、情绪的多种变化，所以结果永远不会固定。但是，永远存在这样一种对他人时间的占有的深入考虑，这一主题永远不会消失。“平等权利之间”的对抗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永恒存在的，它永远不能得到某种最终的解决。关于时间的斗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内容。这就是这个深奥的理论告诉我们的，不管在上层建筑中发生了什么，如果不推翻资本主义，这一强制规则就不会被克服。
七技术揭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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