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情况下，当生产力和社会关系没有在政治和法律的上层建筑中有所表达和代表时，都是不能存在的。我们已经从货币中看到了这一点，它是被所有制度和法律安排所围绕的价值的代表，而且肯定是斗争和政治操纵的目标(关于私有产权的法律框架也是这样)。但是马克思也说明了，没有货币(或一种私有产权的法律框架)，价值就不会作为一个基本的经济关系而存在。事情会在一个货币环境中以一种十分特别的方式起作用，它取决于阶级斗争的动力，并且对于劳动价值论如何发挥作用也是具有意义的。货币属于政治的上层建筑，还是向下属于经济基础？答案是肯定的，它必须属于它们两者。
相似地，人们不会说，从工作日这一章可以看到，关于工作日的斗争结果是由经济基础中的运动决定的。更进一步说，对工作日长度的政治限制，部分地导致了资本家去寻求另外一种获得剩余价值的办法，例如相对剩余价值。马克思显然不倾向于这种被机械地或因果地使用了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他是辩证地使用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
而且这也是事实，即“制定出”，达到关于工作日长度的斗争的王国，作为时间是利润的要素的基本事实的一个结果，源于将价值定义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甚至在古罗马，不存在关于工作日长度的集中的斗争。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制度框架内，这种斗争才有意义。正式的问题，如工作日(周，年，一生)的长度被准确地提起，是因为资本主义已经演变而成的深奥结构。这些斗争如何解决，取决于你和我以及其他所有人。实际上，这场斗争能够潜在地以这样的方式得到解决，即，取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我们可以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在其中，时间不再是利润的要素。你能想象那会是怎样的吗？这听起来似乎相当美好，不是吗？
这里，我的主要观点是，事情被解决的方式，即通过政治的和法律的手段，阶级力量的平衡，支配性的精神观念和其他在资本作为价值循环的深奥概念的关系中，并不是没有影响的。真正的科学的方法是要明确哪些深奥的要素，它可以向你解释，为什么在我们的社会中，一定的事物是按照目前的方式运行的。我们从工作日长度的斗争中看到了这个原因。我们也从相对剩余价值的斗争中看到了这一点，它解释了资本主义为什么如此具有技术的动力。我们似乎对于是否要增长或进行发明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因为那是资本主义深刻的结构所需要的。所以，唯一有趣的问题是，增长将如何发生，并且带有哪种技术变化？这强迫我们去考虑精神观念的含义，人与自然的关系和其他所有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喜欢这些含义，那么我们没有其他手段，只有采用斗争的方式，不是仅仅针对它的某一个方面，而是同时针对它所有的方面，直到我们最终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即必须根本改变价值规则本身。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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