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假定了(正如大多数经济学家们试图做到的那样)资本家在做决定时是理性的。如果机器昂贵，而且通过使用机器，你只节省了很少的劳动，那么为什么还要购买机器呢？机器越便宜，劳动就越贵，对使用机器就有更大的激励。所以，资本家必须做的是，花在购买机器上的价值和节省的雇佣劳动价值(可变资本)之间的计算，使用机器的极限典型地由竞争的强制规律所规定。购买昂贵的机器，但只节省了很少劳动的资本家，将会被经济领域淘汰。
然而，能够节省多少可变资本，取决于劳动力的价值。“现在英国发明的机器只能在北美使用”。(第516页)在北美洲，劳动的相对稀缺意味着较高的劳动力成本，所以使用机器是有意义的，但是在英国，剩余劳动的存在，意味着廉价的劳动和更少的对使用机器的激励。这种对机器使用的限制条件的计算，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非常重要。可以举一个现代的例子，在中国，存在大量的廉价劳动，在美国用复杂和昂贵的机器制造的东西，在中国可以被分解为更小的、可以用手工制造的劳动过程。与在美国使用一台非常昂贵的机器和二十名劳动者不同，你可以在中国雇佣两千名劳动者，使用手工工具进行生产。这个例子面对的是这样一种观念，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会走向更大规模的机械化和更高的技术复杂性。如果考虑机器使用的限制条件和价值关系的重要性，那么，在机器和技术的使用上，所有可能的变动都会发生。
在第三部分，马克思考虑了使用机器对工人产生的三个后果。机器有助于“资本对补充劳动力的占有。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机器技术有效地摧毁了存在于手工阶段的技术基础。随后，雇佣非熟练的妇女和儿童变得更加容易。随后产生了一系列的后果。用家庭工资代替个人工资成为可能。个人工资水平就会下降，但家庭工资水平却能够保持不变，因为妇女和儿童加入了劳动大军。在资本主义历史中，这一直是一个有趣和持续存在的主题。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个人工资可以说是下降了，或者可以说在实际意义上维持了相对稳定的水平，但是家庭总收入却处于上升趋势，因为更多的妇女参加了工作。资本家阶级以接近一个劳动力的价格，获得了两个劳动力。20世纪60年代出现在巴西的经济奇迹，也是在军队的独裁下，由个人工资下降的可悲现象主导的，但是家庭工资被控制在稳定的状态，因为当时，不仅巴西的妇女甚至是儿童也参加了工作(在铁矿中的童工大量出现)。这导致了巴西总统奥米利奥·梅迪西①提出了其著名的观点，那就是，“经济(他应该说的是资本家阶级)的绩效非常好，但人们的处境却非常糟糕”。历史上曾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发生，资本家通过采用这种方式获得剩余价值。
七 技术揭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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