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提出了个人工资和家庭工资之间关系的问题。后者对工人阶级的再生产是必需的。但是谁承担这部分再生产的成本呢？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不太敏感，正如许多人已经指出的，可将其归结为性别的问题，但是，他在一个脚注中指出了，家务工作和市场上买入和卖出劳动力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如果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那么
家庭消费所必需的劳动，如缝缝补补等，必须由购买现成商品来代替。因此，家务劳动消耗的减少，相应地就增加了货币的支出。因而，工人家庭的生产费用增加了，并且抵消了收入的增加。此外，节省地合理地利用和配制生活资料也不可能了。（第518页)
对家庭工资的思考也引出了其他问题。在马克思的时代，非常普遍的现象是，男人，特别在马克思所熟悉的国家，是整个家庭劳动的分配者。其结果是，在劳动供给中形成了一种“班组制”。一个男性负有分配几个小孩劳动力的责任，可能还包括一个妻子和一个姐妹，同时还包括侄子和亲戚的劳动力。在法国，劳动市场通常会形成一种“班组制”，在那里，一个家长式的人物会指挥他周围每个人的劳动，并将这种劳动指挥传递给他的雇员们来干，而只将有关劳动报酬和福利的分配问题，留给这个家长式的人来做。这种体系在亚洲几乎是普遍存在的，而且也经常会在欧洲和北美的移民群体的组织中找到。这一体系中存在的某些最糟糕的方面，在当时和现在的情况一样，正如马克思在一个脚注中所指出的，是通过对儿童的买卖和与此相当的奴隶买卖而产生的(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工厂视察员报告(充满了维多利亚式的道德，马克思没有对此进行批判)和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中的描述，马克思关注了“对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进行资本主义剥削所造成的精神摧残”，(第522页)和资产阶级想通过教育来解决这种精神摧残的脆弱尝试。正如《工厂法案》所描述的情况那样，在个别资本家由竞争的强制规律所驱动而采取的措施和国家试图对儿童进行教育的方式之间，出现了矛盾。虽然不是以一种十分充足的方式，但马克思提出了关于生命的再生产的问题(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但在某种程度上是脚注4中被忽略的要素)。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①巴西总统奥米利奥·梅迪西(Emí lio Garrastazu Médici)，1905—1985年，巴西军事领袖及政治家，于1969年至1974年期间担任巴西总统。—译者
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