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第643—644页)
但是，很多劳动不是在工厂里发生的，最近出现的趋势是，已经形成了外购和外包的形式，在其背后甚至还存在其他的分包商。但是，我们怎样理解广告、营销和设计的功能，同时还有对商品销售而言是基础性的商业服务，这些都是常规性的工作，但不总是能与直接的生产活动割裂开的。或者我们限制我们自己，只从事在工厂范围内的活动。我们很难做出确切的定义，而且似乎也不存在确切的答案相反的情况也是如此。但是，如果没有这一概念的帮助，就很难转到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的动力的更加宏观的理论方法上。所以，马克思勇往向前，坚持提出了到目前为止虽然作为“工人单是进行生产已经不够了”，但“对于作为整体来看的总体工人始终是正确的”的分析。
第二个转变，是对生产性劳动定义的扩展，是与它包含的这种“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或者为资本的自行增殖服务的工人，才是生产工人”的狭义概念(《文集》第五卷，第582页)之间的对比。将其他所有人描述成“非生产性的”，带有一种情绪化反应的风险，因为，这听起来像是一种毁谤，对所有那些极端努力工作的人很难做到收支相抵。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急于指出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成为生产工人不是一种幸福，而是一种不幸”。（第644页)马克思“生产性”的观点，不是标准的或普遍的，而是对资本主义历史的、特定的定义。对剩余价值生产没有做出贡献的资本被认为是非生产的。所以，社会主义社会的使命，应该以一个更具社会责任的和有利的方法被重新确定。
但是，即使是在资本主义的环境内部，仍然存在关于对“生产性的”被如何定义这一问题的合法性挑战。女性主义者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例如，没有报酬的家庭劳动降低了劳动力的价值，所以它对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来说也是生产性的。马克思没有涉及这个问题，但是，他确实谈到了关于人们所设想的生产率的“自然基础”的问题，而且他的分析提供了一些线索，即他是如何解决其他所有问题的。他承认，对于生产率，“自然障碍会妨碍”或者会处于优势地位，因为，“土壤自然肥力越大，气候越好，维持和再生产生产者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所有其他的因素是公平的，“剩余劳动量随劳动的自然条件，特别是随土壤的肥力而变化”。(第647—648页)所以，没有理由不认为，剩余劳动由于社会条件(例如，家庭劳动的生产率)的不同而相应地有所不同。我们将一些回应19世纪关于环境决定主义和自然条件处于主导地位的奇怪段落放置一边(“过于富饶的自然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像小孩子离不开引带一样’”）；马克思随后总结到，“良好的自然”（在其中我们现在要加上社会的）“条件始终只提供剩余劳动的可能性，从而只提供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可能性，而决不能提供它的现实性”。（第649650页)那就是说，与自然(或者与日常生活条件和家庭劳动)的动态关系形成了一个对社会过程和阶级关系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背景，在那里剩余价值被创造并被占有。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