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所有的经济理论都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即某种类型的从微观的到宏观理论的趋势的转变。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不能进行这种转变，因为它原本没有(而且现在仍然没有)关于剩余价值来源的理论。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一问题，而斯图亚特·穆勒至少认识到，它与劳动存在某种关系，但他不能确切地说明这是什么，因为他不能分清劳动所得与劳动所创造的二者之间的差别。哎呀，可怜的穆勒：“平地上的一堆土”，马克思嘲笑到，“看起来也像座小山；现代资产阶级的平庸，从它的大思想家’的水平上就可以测量出来”。(第654页)当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确实保证了这一转变时，而他的做法，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上述的批判内容。但是，我们也必须努力耕耘，以收获他的思想果实。
后面两章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问题。在第十七章中，马克思所做的全部工作是，认识到剩余价值将由于三个变量的不同而不同：工作日的长度，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率，所以，事实上，资本家们有三个策略可以使用。在一个维度上的可能性的减少，可以通过诉诸另一个方法而得到补偿。隐含的一点是要强调，正如马克思经常这样做的，在寻求剩余价值中资本家战略的灵活性：如果他们不能从这个渠道得到剩余价值(通过提高强度)，那么，他们将采取另一种方法(通过增加劳动的工时)。我强调这一点，是因为马克思经常被描述成一个僵化的思想家，带着僵化的概念进行思考。第十八章仅仅是粗略研究了(再一次！)对剩余价值率解释的不同观点。在《资本论》中，存在大量的这种重复。它有些时候被理解为，马克思担心我们不能完全领会问题的实质，所以，他觉得需要被迫去重复它，只是为了使读者更有把握。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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