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我们可以考察当代中国的情况。中国经历过其独特的、在毛泽东领导下的发展历程，当时与外界几乎没有联系。但是在1978年，邓小平开始在中国推行了对外开放政策，并对中国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农业体制改革不仅带来了农业生产革命的相应收获，而且从对土地的脱离中也释放了大量的劳动和剩余产品。毫无疑问，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正在发生着等同于马克思所描述的原始积累的一些事情。而且，卢森堡很可能对近些年中国的开放对于稳定全球资本主义的协助程度给予关注，并且提出，这新一轮的原始积累对于资本主义的生存来讲是基础性的。然而，中国新情况的发生，并不是由国外帝国主义的干预造成的，而是由中国政府启动的，是在中国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选择的一条增加国民财富的道路。这种发展路径要求在农村耕地人口外，形成一个大量的、低收入的城市无产阶级，他们的流动基本受到国外资本的控制，只能流向外国资本所选择的地区和城市。那些地方将会雇佣这些无产阶级，并通过全球贸易关系网的发展以出售并实现商品的价值，甚至在国内市场开始繁荣的时候也是如此。关注中国未开垦土地的角色也是有意思的。正像曼彻斯特在几十年间从一个小城镇演变成一个巨大的产业中心一样，自1980年以后，深圳的发展轨迹也是如此。除了原始暴力的程度有所缓和外(有些人会说，它们被有效地掩盖了)，中国的发展模式与马克思的描述没有很大区别，而且，国家和政党的权力一直是十分重要的。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一个致力于“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的资本主义体系的持续扩张中所扮演的至关重要的角色，所以很难绕开如下结论：(a）与原始积累相似的某些东西，仍然是活生生的，而且也正处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动态变化中，同时，（b）它将持续存在，而且可能正是资本主义存在的基础性的因素。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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