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的物体，”他继续写道，“充当等价物的商品的物体总是当作抽象人类劳动的化身，同时又总是某种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产品。”（第150页)这是指什么呢？例如，金是一种特殊的使用价值，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是在一种特殊的生产条件下生产的，而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可将它用作所有人类劳动的表现手段—我们正在筛选出一种特别的使用价值，并将它作为所有社会劳动的替代物。而这又引出了复杂的问题，正如我们在第二章对货币理论进行更深入讨论时将要看到的那样。
第二个特殊性是“具体劳动就成为抽象人类劳动的表现”，第三个特殊性是“私人劳动成为它的对立面的形式，成为直接社会形式的劳动”。(第150页)这不仅意味着货币商品，这一一般等价物，要服从于任何使用价值生产的定性和定量问题，而且，货币商品及其积累(将来作为资本)的生产和销售是受私人控制的，即使当它发挥一般社会功能的时候也是如此。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末，当黄金仍然作为一种主要商品支撑全球货币时，两个主要的黄金生产国是南非和俄罗斯，它们当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对国际资本主义表示特别的友好。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全球金融体系实行了去实体化和浮动汇率体系，与黄金脱钩，这对削弱黄金生产者的力量起了作用(虽然这不是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
马克思对上述问题的分析引导我们去解决各种矛盾，而且我们随后将会看到，特别是在第三卷，同时也会在本卷的第三章看到，这些特殊性和矛盾是如何在促使金融危机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无论如何，我们能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价值和其在货币形式中的表现之间存在矛盾，所以我们永远不能假设会存在一种完美的表现形式。在价值和它们的表现形式之间的这种错配，正如过去曾经发生的那样，虽然隐藏着深刻的矛盾，但最终还是具有有利方面的，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
这把我们带向亚里士多德的一段重要的论述。“不存在没有平等的交换，”亚里士多德写道，“也不存在不可通约的平等。”价值的相对形式和一般等价形式之间的关系，事先规定了在进行交换的人们之间存在一种平等的关系。这种将平等关系归属于市场体系中的做法是非常重要的，马克思把这作为理论层面上理解资本主义社会运行机制的基础。亚里士多德也认同在交换关系中存在可通约性和平等性是必要的，但是他未能揭示其背后隐藏的深刻含义。为什么亚里士多德不能做到这一点呢?马克思的回答是，“希腊社会是建立在奴隶劳动的基础上的，因而是以人们之间以及他们的劳动力之间的不平等为自然基础的。”(第152页)在一个奴隶社会中，不可能存在我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现的那种价值理论。再一次，请大家注意资本主义价值理论的历史特殊性。
一 商品与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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