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历史比较与拜物教分析，使我们看到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的偶然性，而不是普遍的、自然的特性。“一旦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第169页)我们甚至可以做出终极的设想，即想象社会关系被组织为“自由人联合体”，例如，一个由社会主义者组成的世界。在其中，“人们同他们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在分配上，都是简单明了的”。（第171—172页)通过提出“联合的概念”，马克思回应了19世纪三四十年代法国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观点(特别是普鲁东，虽然马克思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希望我们能够超越商品拜物教，并试图通过推动建立一种联合的形式，形成另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想法是否可行，对于任何一位马克思作品的读者而言，都是要考虑的关键问题。但这部分内容，是《资本论》中我们所能见到的、很少出现的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未来的描述。
市场的拜物教引发了大量相关的意识形态观念。马克思评论道，正在崛起的新教教义对资本主义宗教来说是最恰当的形式。他提出，我们的思维方式这里不仅指那些政治经济学家反映了他们所处时代的拜物；但这是一个总的趋势。他对宗教以及宗教与政治经济生活之间的关系的评论是非常重要的：
政治经济学曾经分析了价值和价值量(虽然不充分)，揭示了这些形式所掩盖的内容。但它甚至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一内容采取这种形式呢？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呢？一些公式本来在额上写着，它们是属于生产过程支配人而人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的那种社会形态的，但在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中，它们竟像生产劳动本身一样，成了不言而喻的自然必然性。（第173—175页)
一 商品与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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