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制度首先使积累具有了灵活性，它“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但是另一方面也是“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499—500页)：信用制度对积累的调节是一个彻彻底底充满危机的过程。贷款也好，债券和股票的交易也好，都是靠预期和不确定性而“活着”。这里必须存在“投机”，而这种投机也可能会失败，并导致所投入资本的消失。在证券交易所中可能会出现投机“泡沫”(完全被高估的估价)以及随之而来的泡沫的“破裂”(估价的骤然坠落)。而在泡沫破裂之前，没人知道它到底是一个泡沫，还是对资本盈利能力提高的反映。
但是，把“投机的”金融市场同“稳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对立起来也是错误的。资本主义生产中总是包含着投机的因素，没有一个资本家能完全确定他的商品能够卖出去，也不能确定他会以什么价格卖出去。金融市场上的投机更加公开、更加短期，但在质上，它与资本主义生产中的投机并没有不同。二者都必然从不确定的预期出发，而且二者都想通过交换其拥有的产品来获得同一样东西：利润的最大化。
不过，无论在量的方面还是在质的方面，金融市场与产业生产之间的关系都不是固定的。这种关系在不同国家也会有所不同，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也会有所变化。因此，在近年来关于全球化的辩论中，关于金融市场演变的讨论(主要是其反干预化和国际化)已经成为一条主线(参见阿尔特法特和曼考普夫《全球化的界限》第五章、胡夫施密德《金融市场的政治经济学》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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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资本论》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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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ltvater, Elmar; Mahnkopf, Birgit (1999): Grenzen der Globalisierung. Ökonomie, Ökologie und Politik in der Weltgesellschaft. 4. , völlig überarb. Aufl. Münster; Huffschmid, Jörg ( 2002 ): Politische Ökonomie der Finanzmärkte. Aktualisierte Neuau flage. Hamburg.——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