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这种周期的发展仍在持续，但周期性却常常没有之前那样明显了。超周期的发展的影响则凸显出来：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带来了长时间的经济萧条，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被克服，特别是由于“福特制”(参见第五章第五节)的采用，西欧和北美迎来了50年代到60年代的持续繁荣。这一“经济奇迹”不仅带来了高利润率，而且带来了高就业率、实际工资上涨以及福利国家的扩张。虽然在此期间也存在周期发展，但并未发生严重的危机。马克思眼中的那种以危机、失业和贫困化过程为标志的资本主义似乎不见了，至少在资本主义的中心被超越了。然而，1974一1975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彻底地动摇了这种看法：福特制的积累模式及其提高生产力的“廉价的”方法(泰勒制加上规模化生产)遇到了自身的限度，利润率开始下滑，周期波动不断增强，即使在复苏期仍然保持着低增长率和高失业率。而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利润率的提高则主要基于实际工资的停滞和下降，以及对企业和富人的大规模减税，这首先削减了公共福利。
毫无疑问，资本主义在过去180年的发展中其实始终伴随危机。但是，这种危机过程的原因却充满了争议。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当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大部分代表都认为，危机来自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对于古典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来说，危机只是由“外部”冲击引发的(比如国家的经济政策)，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则不存在危机。只有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64)至少将不断重现的大规模失业归结为资本主义的内在问题，这一观点奠定了凯恩斯主义的基石。
与之相反，马克思试图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会导致危机，一种无危机的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不过，在马克思这里并没有一个系统的危机理论，而只是散见一些关于危机的或详细或粗略的描述，这些内容后来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被加工成各种危机理论。
马克思在分析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时，就已经在货币对交换的中介中发现了危机的一般可能性：人们可以将自己的商品卖出，但并不用获得的货币去购买新的商品，由于他把货币保留了下来，再生产的联系就被中断了(参见第三章第七节)。所谓萨伊定律，即认为买和卖之间存在必然的平衡、供给创造等量需求的观点，只有在将(货币所中介的)商品流通同直接产品交换相等同的时候，才是有效的：每一次“买”都与一次同时发生的“卖”相一致。因此，如果古典或新古典主义用萨伊定律来论证市场经济原则上的无危机性，那么他们设想的是一种没有货币的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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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资本论》导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