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克思接受上的这种转变不纯粹是一种内在于理论的现象，而是一种特定的政治解读的结果，它从各个方面反对官方政党的马克思主义的僵化和教条趋向。然而，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使得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这一讨论变得不再可能发展出重大意义。直到60年代，在争论的条件已经实质性改变之后，重大的讨论才得以出现。总的来说，对马克思早期作品的接受已经不再自动地具有反对教条主义的动机。同时，这些文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统所整合。举例来说，当1965年路易。阿尔都塞将马克思早期作品批判为“意识形态”，而将《资本论》作为科学的特定形式时，这也是对正统的批评。但是，他极富争议的立场被(特别是被反对正统立场的一方)指责从理论上抛弃了主体和社会斗争。围绕“青年”(哲学的)和“老年”(经济学理论的)马克思关系问题的争论层出不穷，争论中与不同的个人立场相关联的不同的政治视角也层出不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对《大纲》的广泛阅读才第一次真正开始，这也持续地影响了人们阐释《大纲》的话语和条件。
《大纲》于1939—1941年在莫斯科首次出版，在二战期间以及战争刚刚结束时没有受到多少人关注。即便1953年在东德重印，这一文本也没有多少读者。1968年罗曼。罗斯多尔斯基对《大纲》评论①的出版改变了这一状况。此后《大纲》不仅在德国引发了广泛的讨论，随着1967年法文版和1973年英文第一版的出版，它在许多其他国家也引起了争论。
附文“机器论片段”：马克思在《大纲》中的误认及《资本论》对它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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