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另一个时代，危机就会导致完全不同的反应。我们可以恣意幻想，成立一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以调查这场溃败的起源和特征。我们需要这样一个组织，不但从有罪的和无罪的电信业管理层那里，还要从大批共谋者那里搜集证词：主要的投资银行和行业分析师：会计机构；顶级律师事务所；立法、司法以及行政部门；思想库；管理机构；商业用户；经济学家；商业化、公司化的新闻媒体，等等。当然，我们假想的委员会还要面向那些受害者举行一次公众听证会，雇员、养老基金缴纳者、退休人员以及住宅电话用户将参加。通过这些手段，该委员会将把涵盖广泛的大众争论集中到电信的首要结构性原则及其暗含的社会目标等问题上面。争论双方将认真审查全面自由化的主要政策前提：网络应该根据跨国商业用户的特殊需求进行组建和重整，应该首先为投资阶级的金融利益服务，而普通居民用户和上班族雇员的利益应该被放到第二位。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清楚电信危机以及在电信危机之前并导致电信危机的自由化总体进程的真面目：它不仅仅是行业的和金融的溃败，而且是社会的和政治的功能危机。要解决这个问题，并在正确的结构基础上重建电信行业，决策者必须抛弃自由市场是对垄断的充分矫正等陈词滥调。运营商必然要与公司用户结盟：福特汽车公司（FordMotor）就曾与西南贝尔通信公司(SBC)①签订合同，后者为其设计、建造和管理一个耗资一亿美元的因特网电话系统，供它的5万名雇员在110个地点使用。[74]它们试图通过这种做法绕过进而颠覆现有受到管制的网络系统。“竞争导向的”政策只不过保证了福特公司可以自由选择供应商
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
①西南贝尔通信公司：美国第二大本土电话公司，总部设在圣安东尼奥，拥有约5000万市话客户，客户主要集中在美国中西部和南部。2005年以160亿美元收购了老牌的美国电报电话公司，从而成为全美最大的通信公司。—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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