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达到它自己的目的。
然而，如果适度管制的目标不是竞争性的行业结构，那么，它应该是什么？它的目标应该是根据社会需要来指导和调整系统的发展。面对公司资本运营商、设备供应商以及商业用户—越来越凌驾于社会利益之上的情况，管制者应该敢于挑战，才能够恢复网络的可靠的政治经济功能。
而实际上，铺设这样一条完全不同的管制轨道，或者退一步说，发动一场温和的公开辩论，所需要的政治引力仍然是不存在的。然而，我们不应把它看做单纯的臆想。我在第四章提到，1935年，作为对前一个轮次的电信危机的反应，经国会批准，联邦通信委员会开展了所谓的电话调查。那次调查引起了对电信行业最广泛的公开批评，并且对美国电信系统的发展政策产生了巨大的、持续性的影响。目前的状态与当时可谓是天壤之别。这一次，事实上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公开辩论，也根本没人提出诸如开展电话调查之类的提议。
谋划一种不同的政策走向，或者打造一种上一代人叫做“代议制民主”的东西，必须从对电信行业财政状况的全面审计开始。然而，很明显，自由化已经使这样的做法不再可行：管制者作为政策依据的那些资料，日甚一日地或者由运营商本人上报，或者成了商业用户的秘密，或者由曾导致电信行业进入危机的那些华尔街分析师们所提供。联邦通信委员会委员迈克尔·科普斯(Michael Copps)对这种情况表示绝望：“我们必须开始辛苦工作，自己收集资料，而不是依赖那些来自公司的、带有明显偏见的、反映了市场压力的，因而可能误导我们的有害的金融、会计和市场信息。”[75]我们应该为他鼓掌。
危机过后，依然很少有人意识到它并不是由少数不法分子造成的，而是某种基本政治经济进程的后果。主流话语对此偶有提及，但是，每当这种观点过于明显时，话题就转向别处。《纽约时报》把责任全部归结到世通公司首席执行官埃博斯(Ebbers)的重罪上。该报宣称，世通公司的收购不仅毁掉了行业的领军者微波通讯公司，它的“鬼怪般的快速成长还迫使曾经很强大的电信公司如AT&T降低价格、削减成本，从而磕磕绊绊地跟上它的前进步伐。这些电信公司再也没能完全恢复过来”。[76]这么说并不错，但这只是症状，而不是电信行业迁延不愈的困境的根源所在。
第五章电信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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