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100个国家和地区的公司所构成的第二梯队也在这个跨国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国家资本的重要性既表现在经济方面，也表现在政治方面：它常常打着技术融合与产业进步的政治旗号，带着新自由主义重建的标签，与主要的跨国资本结盟。约翰·辛克莱（JohnSinclair）指出，如何分享战利品是无穷无尽的争吵起因，甚至有时候大型区域和国家“选手”也感觉到，自己的活动空间被“处于食物链顶端”[69]的“选手”束缚。尽管如此，在彼此差异巨大的企业家、投资者和林林总总的经理人之间，却形成了一种令人震惊的共识—文化应该是用来赚钱的生意。这构成他们的一条基本原则。菲奥尔以拉美为例说明了这一点：
“主流媒体（报纸、广播和电视）在这个结构变革过程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它们采取行动，大力宣传改变经济模式和游戏规则的好处，从而让这种做法合法化。与此同时，它们是交叉持股合法化、国有电视网络私有化、有线和卫星电视业务解除管制、电信系统私有化以及更根本的外国媒体投资自由化的新的直接受益者。”[70]
国家资本与跨国资本的这种联合为突破从前对文化产业资本集中的限制提供了重要基础。加速进行的商品化以各种各样的复杂方式影响到基本制度的发展方向，视听贸易就深受其影响。这些因素并不一定会导致全球进程，或者各个国家管理政策的一致性，但是，它们的确在朝着一种总体上的一致性努力，这表现在供应系统越来越被无处不在的资本逻辑重塑。我们下面就考察一下这个过程的一些典型特征。
在西欧、日本和北美等发达市场经济体内，这个过程采取了一种典型的、可以认知的形式。尼古拉斯·加纳姆在总结1983年的英国案例时说：“人们可以发现，围绕新信息技术的争斗，其实是公共服务与文化生产和消费的市场模式之间的一场战争。”[71]我们已经看到，在美国，产业集中与加速市场化的拥护者如何把矛头对准了公共电信服务；我们现在可以看一看发生在相关领域的、针对公共广播服务的攻击。
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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