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广播服务的发展始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它的任务和结构形式随着社会阶级力量的强弱以及它从中诞生的历史环境的不同而不同，但是，总的来说，公共广播被当成了工人阶级激进运动可供选择的载体，精英们认为这种运动将对社会秩序造成损害。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期，公共广播粗具雏形，它依靠各种国家资金补贴，从而在制度上具有接触与公民权利义务息息相关的文化资源的宽广通道。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Murdock）解释说，这包括“关于当代事件和掌权者行动的全面而准确的情报；把原始情报转化为可用知识所需要的分辨和解读的语境；对反面意见的陈述、愿望和立场加以认真观察的辩论场所”。[72]公共广播服务最先出自伦敦，但在加拿大、联邦德国、日本以及一些亚洲和非洲国家的表现形式十分不同。英国广播公司与借鉴了它的模式的其他媒体一样，代表了一种历史发展成就。尼古拉斯·加纳姆把它归结为“二战”后期间在“打造共同文化方面迈出了真实步子的一步”。[73]然而，它原本就具有的局限性，以及不时面临的政治和商业压力，使这种成就不堪一击。这突出地表现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即加速商品化的准备期。[74]英国广播公司拒绝了制度上以及意识形态上的重新定位，这种定位将把它置于席卷英伦的民主与反战立场一边。加纳姆谴责英国广播公司的这种行为事实上是对公共服务原则的“背叛”。[75]
各个国家和公共广播服务公司面临的历史问题多有不同，分析家们因而会对以此方式扩展共同文化的斗争所取得的成就做出不同的评价。然而，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在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期间，随着电视垄断被终止，公共服务系统在与新近获得批准的商业广播公司的激烈竞争中经历了一次转型过程。[76]而在商业公司原本就存在的英国、日本以及其他一些国家，角色变得更为宽泛。另一方面，在激烈的商业竞争环境中，公共广播公司的地位削弱了。随着共同文化应该如何表现其构成的新说法的提出，公共服务身上所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导致它的制度框架全面转型。
第六章 文化产业：集中化与跨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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