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否为全球过度生产危机提供安全机制？
我们这里所涉及的市场增长的两极都有一个共同起源：即在全球的所有传统产业都过度生产的情况下，资本的扩张需要开发和同化新的积累场所。[121]一方面，新兴信息经济部门的有意的、大力的开拓，乃是对20世纪70年代普遍出现的利润下降和经济停滞现象的反应。另一方面，遭受同样强大压力的，也包括中国重新融入一个更充分地跨国化体系的过程。由于现有市场已经饱和，开发一个消费品和服务的巨大新市场就是一个不能阻挡的诱惑。在中国极端廉价的劳动力市场上进行外包生产，由此带来的竞争优势也是压倒性的。
当中国公司和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安装生产线和生产设备，同时也建立分配体系时，带来的后果就是堆积如山的商品被同时运往中国本国市场和更大的世界经济中进行销售。中国的国内市场是否能够消化更大的出口份额呢？或者说，中国的融人会不会进一步恶化已经出现的全球过量生产的紧迫局面，从而破坏已不稳定的跨国资本主义体系？
中国决策者试图通过鼓励银行借贷和简易信用来创造资本生长的土壤，这保证了国家的巨大资本支出和快速的经济增长。[122]在消费者借贷市场上，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银行卡的使用在快速增长，而跨国市场新面孔如花旗银行也在尝试扩大消费者信用卡市场。[123]然而，我们知道，中国的整体借贷在2003年已十分突出，大约相当于经济出口的160%。[124]通过借贷机制的扩张这一动力似乎是有限度的，但这还没有穷尽这个问题。
事实上，中国总理温家宝2004年3月就曾承认：“在过去的一些年中，经济中的深层次问题和不平衡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125]据一家金融类报刊2004年的估计，90%的中国生产线已令人惊讶地处于“过度供给”状态—“而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了
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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