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之后，那些早期的、影响深远的研究明确提出，在18世纪的英国兴起了具有现代特征的文化类型[61]；它们同样在这些形式和意义同步变化的文化实践中发现了听起来很有现代意味的文化争鸣。[62]用雷蒙·威廉斯的话来说，在文化和通信—如教育、戏剧、新闻和语言——领域中展开的“长期革命”，与同时在英国经济和政体中发生的转变息息相关，这种转变就是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63]在他看来，文化的实践和形式构成了第三个方面的世俗变革，这一变革十分深刻和复杂，也往往被人们忽视。
后来，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在为资产阶级文化霸权寻找历史基础的时候，是这样提出他看似全面的结论的：
“现代形式的媒体最初是与英国转变成农业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一道出现的，尽管同当前的密集程度相比，18世纪的媒体显得微不足道。在这里，艺术产品第一次变成商品；艺术作品和文学作品作为一种交换价值在文艺市场里得到了充分实现：植根于市场关系的文化制度也开始出现—图书、报纸和期刊；图书零售商和流动图书馆；评论和审查；新闻记者和雇佣文人：畅销书和肥皂剧本。最初的媒介’小说就与这一时期资产阶级的兴起密切相关。文化关系、文化生产方式、文化消费方式的这一转变同样也引发‘文化’问题上的第一次大裂变，即第一次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争鸣’。”[64]
雷蒙·威廉斯在讨论戏剧时同样肯定了18世纪这一时间定位：“18世纪的中产阶级打破了旧的戏剧形式，因为旧的戏剧形式所立足的价值体系和利益群体早就不存在了。其他的形式出现了，但它们比较孤立，也只是取得了一时的辉煌。只是过了很久之后，当中产阶级已经建立起自己的社会制度框架的时候，另一种文化传统的形成才在各个层面上出现转机。”65这种通行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力的，因为它是下面这种根深蒂固历史观念的必要补充：人们普遍相信，在18世纪晚期经济和政治领域爆发的、首先并主要由英国代表的那场“双重革命”，使得欧洲成了现代发展进程的模式或范例。[6]在这种观点看来，工业化和民主构成了现代社会已然确立的两根支柱。文化领域，经过像威廉斯这样的评论家的修正，变成了第三根必要的，但在此意义上是补充性的支柱。对18世纪的不断强调，显然只会助长这种说法。
第二章文化、信息与商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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