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信息和通信到底有怎样的特殊优势，使得它们有能力将市场从萧条中恢复过来呢？如果我们想要通过寻找新的市场发展领域来打破经济停滞的死水，那么问题就变成：如何重组信息和通信，才能恢复赢利企业的增长并为资本积累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国际信息新秩序：降格以求
一日涉足这些问题，精英们就必定碰到另一个相关的问题：如何迎接国际政治对现存的、已经遭到扭曲的全球信息供应安排的挑战？
1955年，“第三世界”集团在印度尼西亚召开了万隆会议。这次会议由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发起，有20多个新独立的亚非国家参加。会议倡导“世界和平与合作”，讨论了“各种影响国家主权的问题，以及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等问题”，并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6]随后，许多贫穷国家也加人进来，其中包括许多拉丁美洲国家。从此，“第三世界”集团开始给世界政治经济结构带来根本性改变。20世纪70年代，该集团祭起了不结盟运动（NAM）的大旗—之所以叫做“不结盟运动”，是因为这些成员国都试图在美苏对峙的夹缝中开辟本国发展的空间而这场运动的改革议程也确实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青睐，其重要性也越来越突出。在这种背景下，“不结盟运动”（一贯受到苏联支持）各国越来越把通信、文化和信息看做重要问题。它们提出建立“国际信息新秩序”的要求，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内部以及其他场合开始致力于纠正信息领域的主导结构和不平等关系。由于全球信息供应体系缺乏根本性变革，实现不结盟国家首要目标——建立国际信息新秩序——的机遇很快就丧失了。
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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