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理论基础去构建技术人文主义，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他对技术的看法。虽然“对器具的使用在动物那里十分罕见但这不会妨碍我们将器具的建造与制造看作创造力的主要原因；器具与工具只是客体的创造的中继站，是被创造出来的客体与创造它的生命体之间的又一个中介”。从上面两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人对工具的创造及使用与动物对工具的创造及使用之间并不存在本质差别。古歇认为，如果我们将人与动物的相互区别作为讨论动物的技术性的前提，在此基础上分辨动物的工具与人的工具之间的差异，我们就陷入了“人类学差异”的过时观点之中。我们应该“使用相同的方法（根据弗里德里克·朱利安[FrédéricJoulian]），这些方法是文化科技、人机工程学以及认知心理学）去描述人与动物的技术及其更加普遍的活动，接着从这个比较的角度出发，尝试去掉两者之间的技术者’的标签”2。只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摆脱“人类学差异”，这样的尝试也符合西蒙东在构建技术人文主义之时一直秉承的观点。第二，动物不仅具有使用工具的能力，也有创造工具的能力。实际上，“人类学差异”之所以一直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动物只拥有“自然工具”（可用作工具的器官），而不具备“非自然工具”（制造出来的工具）。但随着20世纪科学研究的深入（西蒙东特别提到了安德烈·勒鲁瓦-古尔汉[AndréLeroi-Gourhan])、让·皮亚杰[Jean Piaget]、安德烈·特里[AndréeTétry]等人的研究成果），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动物身上具备的制造工具的能力，这些成果也成了西蒙东摆脱“人类学差异”的最重要的依据。第三，动物不仅有能力制造工具，而且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有能力创造技术物(例如，道路与庇护所就不单单是工具，而是技术物)。如果我们继续沿着第三点展开，就可以到达西蒙东思想中的动物的技术性的核心问题。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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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bid., p. 188.
2 Xavier Guchet, « La technicité animale à la lumière de la philosophie de l’individuation de Gilbert Simondon », in Penser le comportement animal de Florence Burgat, op. cit., p. 10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