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这是一种普遍欺骗的机制，既运作于那些跳跃之中，也运作于被调控的循环、预言者对解释所进行的操控、颜貌化中心的公开性，以及对于逃逸线的处理之中。
这样一种符号学不仅并非是首要的，而且，我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从某种抽象的进化论观点出发来赋予它一种独特的优先性。我们想非常简要地勾画出另外两种符号学的某些特征。首先是所谓原初的前一能指的符号学(sémiotique pré-signifiante)，它极为接近那些不以符号来运作的“自然的”编码。我们在其中无法发现任何向作为表达的唯一实体的颜貌的还原：不存在任何通过所指的抽象而对内容的形式所进行的消除。不过，仍然存在着从严格的符号学视角出发对内容进行的抽象，这都是为了有利于一种表达形式的多元化或多义性(polyvocité)，它们驱除了能指所掌控的所有权力，并保留了内容自身所特有的表达形式：比如肉体性(corporéité)、姿态（gestualité)、节奏、舞蹈、仪式的形式，它们与语音的形式处于异质并存的关系之中。①表达的多样化的形式和实体相互交错、彼此承接。这是一种节段性的，但却是多线性的、多维度的符号学，它预先防止了所有能指的循环性。节段性是谱系的法则。在这里，符号具有其自身的相对解域的程度，此种解域不再与符号的无限互指相关，而是与界域性及对比节段之间的张力相关，而所有符号都是从此种张力中抽取出来的（营地、灌木丛、营地的变化)。不仅陈述的多义性被保存下来，而且，我们还能够终结一个陈述：一个陈旧的名字被废黜，而这是一种与能指符号学之中的保存和转化完全不同的情形。作为一种前能指机制，食人风俗恰恰具有这样的含义：吃掉一个名字，这就是一种符号图像学(sémiographie)，它完全可以成为一种符号学的构成部分，尽管它与内容之间尚有所关联(不过却是一种表达性的关联)。②不应该认为，这样一种符号学之所以起作用，正是通过无视、抑制、或丧失能指。相反，它被一种对即将到来的事物的强烈预感所激活，为了进行对抗，它无需进行理解；在其节段性和多义性的限定之下，它注定要去阻止那些已经呈现的威胁：普遍化的抽象，能指的建立，对于表述所进行的实体性或形式性的一致化，陈述的循环性，连同它们的相关物—国家机构，专制君主的登基，祭司的等级，替罪羊，等等。每当他们吃掉一个死人，就可以说：国家又将少拥有一人。
接下来，还有另一种符号学，我们将其称为反一能指的(contre-signifiante)符号学（尤其是指那些可怕的、尚武的、畜牧的游牧民族的符号学，它们与从属于前一种符号学的狩猎的游牧民族相对)。这回，符号学更多地是通过算术和计数、而不是节段性来进行运作。当然，数字已经在节段性谱系的分化或整合之中起着一种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同样还在能指的帝国官僚体制之中起着一种决定性的功能。然而，这样一种数字仅仅是进行再现或意谓的数字，“被不同于它自身的其他事物所诱发、产生、引发”。相反，一个数字符号（un signe numérique）的产生绝不会外在于任何对它进行标记的系统，此种系统体现出一种多元的和动态的分布，它自身就确定了关系和功能，由此所实现的是布局（arrangement）而非总和、是分布而非集合，它通过中断、转换、迁移、累积、而非单位的组合来展开操作：看起来，这样一种符号从属于一种游牧式战争机器的符号学，它与国家机构相对立。进行计数的数字（Nombre nombrant)。①将数字排列为10，50，100，1000，等等，以及与之相关的空间排列，这些操作显然会被国家军队重新收编，但它们首先所体现的正是那些伟大的草原游牧民族—从希克索斯人(Hyksos)到蒙古人所特有的一种军事系统，它被迭加于谱系的原则之上。此种战争机器之中的数字符号学的重要元素就是机密和间谍。数字在《圣经》中的作用并非与游牧民族无关，因为摩西是从他的岳父叶忒罗(Jéthrole Qénien）那里获得数字观念的：他将它作为行进和迁移的一个组织原则，并将它用于军事的领域之中。在这种反一能指的符号学之中，帝国的专制逃逸线被一种转而反抗庞大帝国的废黜之线（ligned'abolition）所取代，后者穿透并摧毁着了前者，或者，它征服了前者并与之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混合的符号学。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参见 Greimas，«Pratiques et langages gestuels»，in Langages，n°10，juin 1968；不过格雷马斯将此种符 号学与“陈述主体”“表述主体”这样的范畴关联在一起，而在我们看来，这些范畴则属于另外的符号机制。
② 关于食人现象作为驱除死者的灵魂和名字的方式，及其作为“历法”的符号学的功能，参见PierreClastres, Chronique des Indiens Guayaki, Plon, pp.332—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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